◆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投身抗战的巨大民族洪流中，中国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以刀笔为武器，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而歌，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历史作丹青写照，创作了无数浸染着抗战烽火的美术作品，形成了充分体现伟大抗战精神的“抗战美术”，为20世纪中国美术写就了独特的篇章，也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转型发展。从当年创作的形象和画面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看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的坚强斗志，看到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感人事迹，从而激励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记录历史 描绘现实
抗战美术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历史的真实性。各类美术作品构成了“美术作品中的抗战叙事”，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也展现了美术家当年义无反顾投身抗战、描绘抗战、宣传抗战的坚定信念和艺术精神。各种作品无论尺幅大小，何种艺术形式，都彰显出14年血火烽烟中的民族境遇、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和跌宕颠簸的社会生活，画面叠印出抗战时期的不平凡岁月和全民族投身抗战的身影。抗战美术作品是无数美术家看到的现实、记录描绘的真实，同时也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真切写照，这种双重真实为我们今天阅读历史提供了路径，也拓宽了视野。在当年摄影还远未普及的情形下，各类表现抗战战斗与生活的画面，成为和文物一样可以证史的图像、可以明史的载体。作品从现实感受而来，又在创作中升华，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意志与心声。由此可以说，抗战美术印证的不仅是一个个真实历史画面，同时还印证了中华民族在抗战的浪潮中挺立的脊梁和永不磨灭的精神。
画笔绘就所感所见所思。不同领域的美术家以抗战为主题持续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见。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20世纪早期留学归来的美术家和各地画派的代表性传人，他们或执教于美术学府，或活跃于社会画坛，都是有影响的艺术名家，但国难当头，他们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战前线。在这期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艺术社团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其中的版画艺术群体最有代表性地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形成了联通全国的创作、展览、刊行网络，使抗战木刻成为美术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艺术表达。除了版画，各类美术形式也都围绕抗战宣传进行创作：漫画、连环画作为及时刊布的绘画形式，以多视角多侧面反映抗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迅速发表，和摄影一样起到了纪实性的传播效果。油画在当时作为外来画种尚在普及之中，但许多著名的油画家都以大场景表现抗战的重大事件，在展览传播上引人注目。中国画一改传统的经典题材，直接面向现实，或记录抗战的重要事迹，或以象征的手法抒发抗战的精神意志。在雕塑创作上，缘于纪念抗战的英烈，有了现代首次纪念碑雕塑的创作。来自不同画种的画家汇集在一起，共同创作城市街头大型壁画，开了现代集体创作的先河。
在抗战美术家群体中，走向延安的美术家是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为的是寻找光明，寻求进步。在延安鲁艺这所党创立的革命文艺摇篮，汇集的美术家大都是当时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青年艺术名家，他们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发和鼓舞，坚定地走向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美术道路。正是这种抗战美术队伍的全民性，使得抗战美术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表达的整体性和发挥艺术社会功能的全面性。
即时创作 身临现场
抗战美术是即时性的美术。正是由于广大美术家情系抗战、心系前线，抗战美术才拥有了独特的创作方式，那就是许多作品产生于抗战事件和情景发生的第一时间。听闻九一八事变，江丰当即就创作了《 九一八 日军侵占沈阳城》，野夫随后创作了《九一八（沈阳城之轰击）》，都直接描绘了侵略者的行径，这也是美术中最早表现日军荷枪实弹、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作品。在长城抗战艰苦卓绝的战斗发生之际，段干青的《喜峰口》、黄新波的《祖国的防卫》都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军队坚守长城的身影，也在美术史上首次出现以长城为象征形象的表现形式。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七七事变。陈烟桥的《保卫卢沟桥》、尚莫宗的《卢沟晓月》、胡一川的《卢沟桥战斗》都在第一时间问世。他们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正面刻画了中国将士抵抗侵略的形象，人物处在前景，占据画面醒目位置，卢沟桥的造型点明了真实的战斗发生地，作品的纪实性特征十分明确。后来，沃渣还以系列木刻方式创作了《卢沟桥抗战》。
在抗战美术中，可以看到凡属重大的战役和事件，都成为美术家创作的直接素材，他们将中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浓缩于画幅之中，使作品拥有鲜明的现场感。其中范云的《大战平型关》在尺幅很小的版画中描绘了平型关战役的战场。黄土坡上八路军的冲杀，敌军的人仰马翻，都被细致地描绘出来，把观众的视线带到了战斗的现场。江丰用了系列版画的形式将战前准备、战斗打响和战后凯旋的情景一一描绘。参加八路军一二〇师的李少言在战斗间隙和行军休息中，以一整年时间创作了《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作品在情节性、叙事性创作方式上堪称抗战版画的经典。
直面抗战 全景展现
抗战美术是全景式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从来未曾有过全国各地美术家围绕一个重大现实主题齐心协力开展创作的现象。当抵御外来侵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心声之时，文艺创作就融入了这种时代潮流并成为正义的代言。从美术创作的题材角度分析，抗战美术涵盖了14年抗战的故事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全景式的描述使得抗战美术在问世之时得以全面传播，通过作品形成广泛的思想共鸣、情感共振，也使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些美术作品中阅读到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触摸到那段艰苦卓绝岁月的精神内核和时代质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美术中，反映民族苦难的作品占有特别的分量。李桦的版画《怒吼吧，中国》堪称表现民族苦难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发出民族反抗心声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几乎每一位生活在抗战时期的美术家，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了自己和民族共历的苦难。生活在岭南的关山月和无数背井离乡的民众踏上逃难之旅，所写所画皆是眼前的悲惨现实。他用以逃难沿途所见为主题的绘画在澳门和香港举办抗战画展，尖锐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的罪恶。同样，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吴作人于1938年参加战地写生团，在前线画了大量速写、素描，表现苦难的民众，在留居重庆期间又创作了油画《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同时期生活在重庆的画家常书鸿创作的油画《重庆大轰炸》典型地描绘了城市平民全家面对被炸毁的家园时哭泣和无助的场景。版画家王琦的《轰炸》系列表现了种种人间惨况，画中写的“不忘世仇”表达了画家胸中的义愤。许多美术作品反映了日军烧毁城乡、摧残妇女儿童、强掳和虐杀中国劳工等罪行。在现存作品中尺幅最大的是蒋兆和的中国画《流民图》，作品以长卷形式刻画了当时敌占区人们流离失所的群像。画家将真实的苦难形象集中于一卷，以写实的造型与中国画笔墨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了人物具体的身份，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深度挖掘，在墨色渲染上烘托出凝重与悲怆的氛围。
扎根传统 开创新风
抗战美术是民族化的美术。抗日战争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作为文化形态的美术也集中地反映出共同的追求。毫无疑问，抗战美术直面抗战，已将民族性的意涵表现为美术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的前线和后方，报刊出版物是活跃的文艺阵地，美术创作的许多作品产生于第一时间，也刊布于第一时间，成为最直接和最及时的宣传。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前线创办的《前线画报》就以图画为主，配以生动简短的文字，及时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所到之处军民相拥相助的生动故事，在延安的美术家蔡若虹、江丰、古元、华君武、彦涵等都应邀专门提供画作。在延安创办的《新华日报》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也经常刊登抗战主题的美术作品，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在延安期间，版画家刘岘将自己创作的数十幅作品拓装成册，呈送给中央领导，毛泽东主席看后题词说道：“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美术家深受鼓舞，自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在延安的版画家积极吸收了民间版画的造型方式特别是人物形象的线条表达和清新明快的色彩特征，使原先黑白明暗对比强烈的阴阳脸变成明朗的线造型，作品不仅在题材上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在美学风格上也贴近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达到了喜闻乐见的效果，最直接地促进了中国美术民族化的转换。
1939年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前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方面表现前线战斗，一方面选择运用民间艺术形式进行转换，以创作反映抗战的新年画使政治宣传意图和艺术形式创新形成有机融合。例如彦涵创作的《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就运用八路军和民兵的形象取代传统的人物，让老百姓看到守护他们的新门神是自己的子弟兵。这类作品以年画、年历等形式广泛流传，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也通过赠送给报道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形成了重要的国际传播途径。
抗战美术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可以延伸为抗战主题的美术。从抗战胜利到今天，表现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不曾间断，并且随着对抗战意义新的认识和对抗战题材的深入挖掘，拓展了新的维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罗工柳的油画《地道战》、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战争》等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美术经典。在新的美术创作中，当年的抗战美术所彰显的文化理想和艺术信念，所体现的描绘现实、讴歌正义、深入生活、表现人民的创作方法，是当代中国美术需要弘扬的优秀传统，也是有力的学术支持。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丹青见证抗战岁月，从抗战美术中阅读抗战精神，是向历史的回首，也是向未来的前瞻。
（原载于2025年8月20日《人民政协报》12版，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