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巍 春花欲染万山红 68cmX138cm
在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当代星空中，马卫巍先生是一颗不容忽视的独特星辰。他执守“以意驭形”的艺术信念，在酣畅淋漓的笔墨之间，使花鸟草木挣脱形骸束缚，迸发出磅礴的生命意志。当这位大写意的践行者踏上大理的苍山洱海，面对险峰之上怒放的高山杜鹃时，一场自然伟力与艺术心魄的深度对话就此展开。这不仅是其个人艺术实践的一次高峰攀越，更是对“师造化”传统在当代大写意语境中如何焕发新声的深刻叩问。
纵观马卫巍先生笔下的大写意高山杜鹃花，是一场从“形似”到“意夺”的笔墨革命。
中国花鸟画自徐渭、八大以降，大写意一脉便以“舍形而悦影”为圭臬，以“逸笔草草”承载宇宙生机。马卫巍先生深谙此道，却绝非泥古不化。其教学理念中反复强调“意在笔先，神超象外”，主张将写生所得的自然真趣，经由心灵的熔炉淬炼，最终升华为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意象符号。他笔下的花鸟，早已不是物象的简单再现，而是被高度提炼、被精神灌注的生命图腾。
大理苍山的高山杜鹃，恰为这一艺术理念提供了绝佳载体。此花生于海拔三千米的绝壁之上，以纤弱之躯搏击风雪，其生命形态本身便充满大写意的张力与隐喻。马卫巍敏锐地捕捉到这“生之倔强”，并以其独到的笔墨语言进行了一场“意夺造化”的艺术转化。
观马卫巍先生的大写意高山杜鹃系列作品，最撼人心魄者莫过于其笔墨所构筑的“生命场域”，即大写意语境下的高山杜鹃形神再造。其枝干虬曲盘错，全以篆籀笔法写出，线条沉厚如铁，顿挫间似有金石铿锵之声。浓墨焦墨的果断劈斫，辅以飞白枯笔的苍劲擦扫，将杜鹃扎根于嶙峋石隙、与严酷环境抗争的坚韧风骨刻画得入木三分。枝干不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支撑结构，而是化作了承载天地正气的精神脊梁。
我个人觉得，马卫巍先生在高山杜鹃花朵的处理上尤见匠心。他大胆运用饱含水分的泼墨、破墨技法，曙红、胭脂、钛白交融碰撞，于混沌中绽开一片烂漫云霞。花形高度简化，甚至趋于抽象，但笔触的疾徐、墨色的浓淡干湿、水痕的晕化流淌，共同谱写了一曲生命的华彩乐章。风雨中的摇曳之姿、云雾里的朦胧之态、烈日下的灼灼之光，皆在这看似恣意的泼洒中获得了最本质的呈现。
马卫巍先生深谙画面“留白”之妙。苍茫山石常以极简淡墨略作皴擦，甚至大片留白，形成强烈的虚实对比。这“白”非空无一物，而是氤氲的云气、是凛冽的山风、是天地间流转的浩然之气。高山杜鹃于此间傲然挺立，花与石、实与虚、有限与无限形成张力，将观者引入一个寥廓苍茫、充满宇宙意识的境界。
作为当代大写意花鸟名家，马卫巍先生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理论家、作家。他的教学强调“写生非描摹，乃体悟与创生”。大理之行正是这一理念的鲜活实践。他带领学生直面苍山，并非要求精准刻画杜鹃的叶脉花瓣，而是引导他们感受那高寒之地的气息、触摸风霜磨砺的质感、聆听生命在绝境中迸发的无声呐喊。这种对“生境”的全身心沉浸，最终转化为笔下超越物象的“意境”。他在教学中常言：“笔墨当随时代，更当随‘心’。”苍山杜鹃系列正是其“心源”与自然造化深度共鸣的结晶——画中之花，早已超越了植物学范畴，升华为一种象征：象征着生命的顽强、野性的自由、以及面对困境时永不屈服的昂扬精神。这种精神性表达，正是大写意艺术的至高追求。
在图像泛滥、视觉快餐化的今天，马卫巍先生以苍山杜鹃为载体的艺术探索，彰显了大写意花鸟画在当代的蓬勃生命力与独特价值，开拓了大写意花鸟的承古开新之路。他拒绝将大写意固化为某种僵化的笔墨套路。苍山杜鹃的独特风骨迫使他打破陈规，创造性地运用泼墨、破墨、枯笔飞白等技法，拓展了大写意的表现疆域，证明传统笔墨语言在直面鲜活自然时仍具有强大的可塑性与生长性。
在追求视觉刺激的潮流中，马卫巍先生的作品如一股清流，重新锚定了艺术的精神高度。其画中杜鹃所承载的坚韧、野逸、蓬勃的生命力，是对浮躁世风的一种无声超越，为观者提供了一片可栖息的精神净土和向上的精神引领。他将古老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念，落实为深入特定地域、体悟特定生命的写生实践。大理苍山的高山杜鹃，因其独特的地理与生命形态，成为了激发其艺术创新的“催化剂”，证明唯有深入生活、扎根大地，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这种对写生本质的深刻理解与实践，为当代中国画教学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范本。
马卫巍先生以苍山为纸，以风雨为墨，以高山杜鹃为魂，在大理之巅完成了一次大写意精神的壮丽书写。其笔下那些在风雪中怒放、在云海中沉浮的杜鹃，是自然生命的礼赞，更是大写意艺术“以意驭形”、“笔简意丰”核心精神的璀璨结晶。这苍山深处的杜鹃，经由马卫巍先生心手相应的转化，已化为永恒的艺术符号——它们提醒我们，在这个纷繁喧嚣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一种源自生命本真的磅礴力量，一种直抵心魄的永恒之美。
（文/田雅君，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