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碑》碑额拓本
河北正定曾叫真定，由石家庄管辖，有着丰富的古代文物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一次去正定，看到了剪纸艺术家任智需的巨幅作品《正定是个好地方》，这幅作品颇有想象力，把正定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艺术化对接。作品刻画了正定的繁荣景观，缩写了正定久远的历史，一幅剪纸作品展现了正定的前世今生。
站在这幅作品面前，我会在画面上寻找我喜欢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隆兴寺。我的目光从这些古代建筑群经过，最后聚焦于一块并不显眼的石碑，这块石碑就是《龙藏寺碑》。
要说清楚《龙藏寺碑》，必须说清楚隆兴寺。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传说的寺庙，曾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开皇六年（586年），隋文帝在苑内改建寺院，时称龙藏寺。到了唐代，改称龙兴寺，也被称为隆兴寺、大佛寺。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赵匡胤征讨河东，在镇州（后正定）驻跸，敕令于城内龙兴寺重铸大悲菩萨金身，并建大悲宝阁。开宝四年（971年）兴工，四年后落成，形成了一个南北纵深、气势恢弘、造型别致的宋代建筑群。其中的摩尼殿被梁思成誉为世界古建筑的孤品。
到了正定，隆兴寺是必须造访的地方。一是因为屡看不厌的佛教建筑，一是那股独有的艺术芬芳，还有那块瑰丽中有点野逸，静穆中也见奇崛的《龙藏寺碑》。偌大的寺院，神奇的佛像，谜语遍布的壁画，还有夸张的御碑楼，都是真诚地经过，唯独来到《龙藏寺碑》前，我会长时间驻足，看着碑的正面、后面，看着碑首、碑侧，无目的地围着《龙藏寺碑》转来转去，不错，对于热爱书法的人来讲，著名的碑刻就是我们的精神寄托。
《龙藏寺碑》的传奇故事也能讲述三天三夜。这块碑刻于开皇六年（586年），也就是隋文帝改建龙藏寺的那一年。碑额有十五个字的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阳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个字。碑阴是题名的楷书，有六截，三十行，每行的字数参差不齐。我在河北博物院看过《龙藏寺碑》的拓片，有160厘米高、89厘米宽，碑额有42厘米高、31厘米宽，不高大，却精美，不虚张，却沉实，让人流连忘返。
在古代典籍里，《龙藏寺碑》也是耀眼的存在。欧阳修对此就有评述，他说，《龙藏寺碑》在常山府署之门，并说龙藏寺已废。明代金石学家、藏书家，也是朝廷重臣的都穆在其《金薤琳琅》中对欧阳修的判断有不同意见，他说：“常山即今真定，予近以使事过之，闻府治东二里龙兴寺有古铜佛一躯，崇七十二尺，阁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与太守同年李君往游其间，见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没土中，读之乃公礼文，盖寺在隋名龙藏，欧公谓寺废，寺碑在常山府署，盖未尝亲历其地，故误书耳。”
果真如此吗？顾炎武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怀疑欧阳修的说法，认为龙藏寺碑也许就在龙藏寺内，然后搬入府署之门。不过，龙藏寺与龙兴寺，究竟是两家寺庙，还是一家寺庙？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记》中如此说：“真定府治龙兴寺，隋龙藏寺故址也，寺建于开皇六年（586年）。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963年），龙兴之额所由更也。”
逻辑通顺了，也许是在这一次的重建过程中，《龙藏寺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畿辅通志》进一步说明：“龙兴寺一名隆兴寺，又名大佛寺，隋开皇六年建，初名龙藏寺”。
《龙藏寺碑》的背景幽深而旷远，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于此，我们知道了《龙藏寺碑》与龙藏寺、隆兴寺的关系，它是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关节。碑文记载了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亻零）奉敕劝奖州人一万共造龙藏寺之事。碑文撰写、书丹者不详，因碑末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字样，有著录称碑文是张公礼所撰，但无定论。尽管我们不知道《龙藏寺碑》的书丹者是何许人也，不过，字体的正平冲和、婉丽遒劲，深得人们称道。
这块碑，是我们了解隋代楷书艺术风貌、把握中国楷书发展历史的钥匙，它储存了隋朝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寻求安宁平和的生命情绪，以及从此生发的超然的文字书写和复杂的情感表达。《龙藏寺碑》使用了大量的异体字，这是其它碑刻所没有的现象，甚至给后来者的研究带来了障碍。一块记功铭德的碑刻何以使用了如此之多的异体字，清人王澍讲道：“当六朝荒乱之余，同文之治破灭已尽，此虽已稍归平正，而其宿气犹有存者，此固事理之可推，无须厚非者也。”的确，作为中国书法史耀眼的存在，作为中国楷书的早期作品，它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楷书浪漫时代的形象语言，是隋代楷书向唐代楷书过渡时期的实证，它的结构和笔法有着共情共振的文化内涵，对后世的楷书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美学引领。
（作者为中国书协评论委员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