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碉堡》（版画） 邹雅 1944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彰显出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在投身抗战的巨大民族洪流中，广大中国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以刀笔为武器，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而歌，为抗战发出怒吼
，创作了无数浸染着抗战烽火的美术作品，形成了充分体现伟大抗战精神的“抗战美术”，为20世纪中国美术写就了独特的篇章，也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转型发展。从当年创作的形象和画面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看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的坚强斗志，看到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感人事迹，从而激励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记录历史 描绘现实
抗战美术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历史的真实性。各类美术作品构成了“美术作品中的抗战叙事”，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也展现了美术家当年义无反顾投身抗战、描绘抗战、宣传抗战的坚定信念和艺术精神，各种作品无论尺幅大小，何种艺术形式，都彰显出14年血火烽烟中的民族境遇、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和跌宕颠簸的社会生活，画面叠印出抗战时期的不平凡岁月和全民族投身抗战的身影。抗战美术作品是无数美术家看到的现实、记录描绘的真实，同时也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真切写照，这种“双重真实”为我们今天阅读历史提供了路径，也拓宽了视野。在当年摄影还远未普及的情形下，各类表现抗战战斗与生活的画面，成为和文物一样可以“证史”的图像，可以“明史”的载体。作品从现实感受而来，又在创作中升华，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意志与心声。由此可以说，抗战美术印证的不仅是一个个历史的真实画面，同时还印证了中华民族在抗战的浪潮中挺立的脊梁和永不磨灭的精神。
画笔绘就所感所见所思。版画、漫画、中国画、油画、雕塑、宣传画等不同领域的美术家以抗战为主题持续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见。从全球美术史角度看，当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样有着正义与邪恶浴血奋战的历程，但西方画坛的创作在总量上并不充分，只有中国美术家是“全民”投入的。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20世纪早期留学归来的美术家和各地画派的代表性传人，他们或执教于美术学府，或活跃于社会画坛，都是有影响的艺术名家，但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战前线；其中更有大批热血沸腾的青年美术家，他们的艺术理想就是发挥美术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实现文化启蒙的目的，抗战的号角成为他们的集结号，他们的创作热情和作品数量都是惊人的。
在这期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艺术社团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其中的版画艺术群体最有代表性地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形成了联通全国的创作、展览、刊行网络，使“抗战木刻”成为美术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艺术表达。除了版画，各类美术形式也都围绕抗战宣传进行创作：漫画、连环画作为及时刊布的绘画形式，以多视角多侧面反映抗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迅速发表，和摄影一样起到了纪实性的传播效果；油画在当时作为外来画种尚在普及之中，但许多著名的油画家都以大场景表现了抗战的重大事件，在展览传播上引人注目；中国画一改传统的经典题材，直接面向现实，或记写抗战的重要事迹，或以象征的手法抒发抗战的精神意志；在雕塑创作上，缘于纪念抗战的英烈，有了现代首次纪念碑雕塑的创作；来自不同画种的画家汇集在一起，共同创作城市街头大型壁画，也是开现代集体创作的先河……
在抗战美术家群体中，走向延安的美术家是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赢得了广泛认同和赞誉，延安成为抗战的火炬，照亮了全民族抗战的正确方向，也吸引了各方面的人群，许多美术家克服千辛万苦奔赴延安，为的是寻找光明，寻求进步。例如：江丰从上海，胡一川、古元从广东，彦涵从杭州，罗工柳等从武汉前往延安，都经历了漫长的跋涉。从日本学习艺术归国的王式廓，顾不上在大城市留驻，转身就前往延安。在延安“鲁艺”这所党创立的革命文艺摇篮，汇集的美术家大都是当时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青年艺术名家，他们受到文艺思想的启发和鼓舞，坚定地走向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美术道路。“鲁艺”的教学贯穿抗战美术创作，“鲁艺”的师生有的从延安东渡黄河，走向八路军的抗战前线，有的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建设，广泛地表现延安的社会新风，刻画人民群众的崭新精神风貌，都为全方位的抗战宣传作出独特的贡献。正是这种抗战美术队伍的“全民性”，使得抗战美术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表达的整体性和发挥艺术社会功能的全面性。
即时创作 身临“现场”
抗战美术是“即时性”的美术。正是由于广大美术家情系抗战、心系前线，抗战美术拥有了独特的创作方式，那就是许多作品产生于抗战事件和情景发生的“第一时间”。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际，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听闻“九一八”事变，江丰当即就创作了《“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陈执中创作了《“九一八”之夜》，野夫随后创作了《九一八（沈阳城之轰击）》，都直接描绘了侵略者的行径，这也是美术中最早表现日军荷枪实弹、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作品。在长城抗战艰苦卓绝的战斗发生之际，段干青的《喜峰口》、黄新波的《祖国的防卫》都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军队坚守长城的身影，也在美术上首次出现以长城为象征形象的表现形式。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卢沟桥柱廊上的石狮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美术家的创作也铭刻了这一历史时刻，陈烟桥的《保卫卢沟桥》、尚莫宗的《卢沟晓月》、胡一川的《卢沟桥战斗》都在第一时间问世。他们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正面刻画了中国将士抵抗侵略的形象，人物处在前景，占据画面醒目位置，卢沟桥的造型点明了真实的战斗发生地，作品的纪实性特征十分明确。后来，沃渣还以系列木刻方式创作了《卢沟桥抗战》。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战美术中，可以看到凡属重大的战役和事件，都成为美术家创作的直接素材，他们迅速地将战场、战况收于笔下，将中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浓缩于画幅之中，使作品拥有鲜明的“现场感”。从平型关战役到百团大战，从夜袭阳明堡机场到响堂铺战斗，从一二〇师转战华北到新四军转战江南，许多作品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奋力阻歼敌寇、取得胜利的情景，以视觉的画面向全国播布战斗的大捷。其中范云的《大战平型关》在尺幅很小的版画中描绘了平型关战役的战场。黄土坡上八路军的冲杀，敌军的人仰马翻，都被细致地描绘出来，画面的视点把观众的视线带到了战斗的现场，从而获得“亲临”的感受。
为了真实地表现这一重大战役，江丰用了系列版画的形式将战前准备、战斗打响和战后凯旋的情景一一描绘。同样，参加八路军一二〇师的李少言在战斗间隙和行军休息中，以一整年时间创作了《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画出了《雁门关战斗》《三井战斗》等战斗场景和《露营》《夜行军》等部队生活，作品在情节性、叙事性创作方式上堪称抗战版画的经典。从“淞沪会战”到“血战台儿庄”，从“长沙会战”到开辟滇西公路、开辟驼峰航线，美术家都紧跟战况的发展，或在前沿阵地写生，直接勾描战火中的情形，为中国军人作大量的速写造像；或及时收集报刊新闻，以真实素材为创作内容，以艺术想象通达前线战场，仅以台儿庄战役为例，当时就有王式廓、张漾兮、张慧等人的版画，也有梁又铭以大幅油画表现的《台儿庄之胜利》等。在战斗捷报向各地传开的时候，美术作品也紧随而上，以艺术的方式讴歌了抗战精神，鼓舞了民众的勇气。
直面抗战 全景展现
抗战美术是“全景式”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从来未曾有过全国各地美术家围绕一个重大现实主题齐心共力开展创作的现象，在世界美术史上，这种情形也未有先例。当抵御外来侵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心声之时，文艺创作就融入了这种时代潮流并成为正义的代言。从美术创作的题材角度分析，抗战美术涵盖了14年特别是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期间抗战的故事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全景式”的描述使得抗战美术在问世之时得以全面传播，通过作品形成广泛的思想共鸣、情感共振，也使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些美术作品中阅读到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触摸到那段艰苦卓绝岁月的精神内核和时代质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美术中，反映民族苦难的作品占有特别的分量。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看，历史上的美术作品较多展现的是对大自然的歌咏和对诗意栖居生活的描绘，表现的主题主要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日军侵华打破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平静，“华北告急、平津告急、中华民族告急”的一个“急”字，道出了全社会全民族面临的急迫现实。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进行不间断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制造了无数的惨案，犯下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生存条件，日军推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各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祖国大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饿殍遍野，赤地千里，中国人民遭受到惨绝人寰的灾难。这种生活现实摆在美术家面前，促使他们怀着义愤描绘了民族遭受的各种苦难。
李桦的版画《怒吼吧，中国》堪称表现民族苦难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发出民族反抗心声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几乎每一位生活在抗战时期的美术家，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了自己身受和民族共历的苦难。生活在岭南的关山月和无数背井离乡的民众踏上逃难之旅，所写所画皆是眼前的悲惨现实。他用逃难沿途所见的绘画在澳门和香港举办“抗战画展”，尖锐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的罪恶。同样，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吴作人于1938年参加战地写生团，在前线画了大量速写、素描，表现苦难的民众，在留居重庆期间又创作了油画《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抗战三部曲”。他在嘉陵江边写生，亲眼看到日军飞机向重庆扑去，从本来想画远眺重庆的风景，到画下日军轰炸重庆之后山城燃烧的熊熊烈火。同时期生活在重庆的画家常书鸿创作的油画《重庆大轰炸》典型地描绘了城市平民全家面对炸毁的家园哭泣和无助的情形。版画家王琦的《轰炸》系列表现了种种人间惨况，画中写的“不忘世仇”表达了画家胸中的义愤。远在巴黎求学的雕塑家滑田友，以雕塑的形式塑造了眼望敌机临空轰炸的母与子。
许多美术作品反映了日军烧毁城乡、摧残妇女儿童、强掳和虐杀中国劳工和实施生化武器战的罪行。在现存作品中尺幅最大的是蒋兆和的中国画《流民图》，作品以长卷形式刻画了当时敌占区人们流离失所的群像。在收集大量素材之后，画家将真实的苦难形象集中于一卷，刻画了濒临绝境的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母亲和儿童，作为“中西融合”的开派画家，蒋兆和以写实的造型与中国画笔墨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了人物具体的身份，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深度挖掘，在墨色渲染上烘托出凝重与悲怆的氛围。这样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表现苦难主题的美术作品中，堪称前所未有的视觉史诗。
扎根传统 开创新风
抗战美术是“民族化”的美术。中国美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但在20世纪初的历史大变局中，随着西方美术传入中国，从美术教育开始到各美术门类的创作，都受到西方造型体系的影响，而在艺术观念上则面临着新的现实主题，使整个美术系统需要解决主题更新与形式变革这两大根本课题。抗日战争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作为文化形态的美术也集中地反映出共同的追求。毫无疑问，抗战美术直面抗战，已将“民族性”的意涵表现为美术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发挥美术的宣传鼓舞作用，让美术作品成为揭露侵略者残暴罪行的檄文和召唤民众投身抗战的号角。在当时的前线和后方，报刊出版物是活跃的文艺阵地，美术创作的许多作品产生于“第一时间”，也刊布于“第一时间”，成为最直接和最及时的宣传。
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前线创办的《前线画报》就以图画为主，配以生动简短的文字，及时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所到之处军民相拥相助的生动故事，在延安的美术家蔡若虹、江丰、古元、华君武、彦涵、王式廓等都应邀专门提供画作。在延安创办的《新华日报》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也经常刊登抗战主题的美术作品，在广大城市和乡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版画的刻印、年画的发放、宣传画的张贴，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在延安期间，版画家刘岘将自己创作的数十幅作品拓装成册，呈送给中央领导，毛泽东主席看后题词说道：“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美术家深受鼓舞，自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在延安的版画家积极吸收了民间版画的造型方式特别是人物形象的线条表达和清新明快的色彩特征，使原先黑白明暗对比强烈的“阴阳脸”变成明朗的线造型，作品不仅在题材上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在美学风格上也贴近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达到了“喜闻乐见”的效果，最直接地形成了中国美术“民族化”的转换。
1939年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前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方面表现前线战斗，一方面选择运用民间艺术形式进行转换，以创作反映抗战的“新年画”作为对敌斗争的“年画战”，使政治宣传意图和艺术形式创新形成有机融合。传统的年画大都以神仙传统、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为题材，而“新年画”则表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例如彦涵创作的《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就运用八路军和民兵的形象取代传统的人物，让老百姓看到守护他们的新门神是自己的子弟兵。这类具有浓郁民间艺术色彩的作品以年画、年历等形式广泛流传，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也通过赠送给报道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形成了重要的国际传播。
抗战美术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发挥重要社会作用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光辉履程。“抗战美术”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扩其内涵而言之，“抗战美术”又可以延伸为“抗战主题的美术”。从抗战胜利到今天，表现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不曾间断，并且随着对抗战意义新的认识和对抗战题材的深入挖掘，展开了新的维度。从抗战史实到抗战精神，从历史人物到历史场景，投向抗战岁月的视角更加丰富，穿越时间帷幕的思考更加深沉，踏访抗战历史现场的脚步也更加深入。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罗工柳的油画《地道战》、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战争》、孙滋溪的油画《小八路》、王盛烈的中国画《八女投江》、秦大虎等的油画《在战斗中成长》、秦征的油画《家》、蔡亮的油画《延安火炬》、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等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美术经典；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新时代，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持续不断，涌现出大量尺幅巨大、场景宽阔、人物众多的鸿篇巨制，在历史的记忆中展现出对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在新的美术创作中，当年的抗战美术所彰显的文化理想和艺术信念，所体现的描绘现实、讴歌正义、深入生活、表现人民的创作方法，是当代中国美术需要弘扬的优秀传统，也是有力的学术支持。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伟大的抗日战争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传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丹青鉴证抗战岁月，从抗战美术阅读抗战精神，是向历史的回首，也是向未来的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