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时帖（行草） 虞世南
“《积时帖》昔藏《石渠宝笈》，几经浩劫，不知尚在人间否？”（启功语）
9月，在嘉德艺术中心“积时倾心：石渠宝笈著录虞世南《积时帖》重现特展”上，这卷长久以来被认为已不存于世的石渠宝笈著录虞世南法书名迹《积时帖》墨迹卷，历经漫长岁月，重现人间。10月，这件万众瞩目的名迹在嘉德香港2026秋拍以1.7745亿港元成交。一通私人尺牍跻身中国艺术品拍卖史行列，无疑是学术与市场并重理念的一次见证。
一纸行草，补上千年空白
在中国书法史上，虞世南是足以标记时代的名字。东晋、南朝书法缔造于江南，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典范，后传入隋唐都城长安。“二王”书学传统延续至初唐，典则逐渐确立，虞世南正是这一脉络中的核心人物。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而唐太宗所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道出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与其崇高地位相比，虞世南传世书迹却极为稀少。检诸历代著录，归于虞世南名下书迹约30余件，而流传至今足以据此论其书风者，更是凤毛麟角。《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传世书迹中最可信的楷书碑刻代表，然原石早佚；长久以来，《汝南公主墓志铭》稿（上海博物馆藏）是世人得以直接面对虞世南笔墨面貌的唯一传世墨迹；而其行草书，千百年来历代书家只能依循刻帖与历代品评，追索其风神一二。《积时帖》墨迹卷的再度现身，不仅补足了虞世南墨迹传世体系的重要一环，更使后人得以重新感受其行草书的面貌。
展柜中，虞世南的墨迹安静地铺陈开来。《积时帖》为写给友人的一通私人尺牍，款署“虞世南”。岁暮深寒，见字如面。信中以“积时倾心”起首，继而问候友人：“岁阴寒重，愿恒清约”；又自言“世南衰羸日甚”，感慨自己年纪大了、身体渐衰，至卷末仍惦念对方新作：“若有新制，愿能示。”寥寥数行，所见是庙堂之外的虞世南，有别于碑版与奉敕书写，更接近自然书写状态的行草笔墨。
后世认识虞世南，多由《孔子庙堂碑》等楷书形成印象；《积时帖》所示，则更见纵逸、萧散之致。晚明吴廷曾言，平生所见虞书多“规矩严密”，独此帖“纵而逸”，深得晋人风度，故“宜同晋帖宝之”。董其昌尤其留心其“斫笔处特为瘦劲”，并以《汝南公主墓志铭》相较，直言“此帖则当出其右”。
中国嘉德古代书画部总经理胡莹谈到，当此卷如此真切地展现于眼前，过去主要依赖刻帖加以认识的虞氏行草书面貌，也终于获得来自墨迹本身的直接依凭。其用笔的起收转折、结体的欹正疏密、行气的承接变化，及墨色、牵丝等具体而微的书写痕迹，也有了更为充分的辨析空间。
印迹与著录：一部无声收藏史
与笔墨同样吸引目光的，是卷上密密层层的鉴藏印。这些跨越数百年的印迹，如同一部无声的收藏史。展览现场以图文形式，将《积时帖》的递藏脉络一一铺陈。从明代内府“司印”半印——这方被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考证为“典礼纪察司印”的官方收藏印记，堪称极罕见的“身份认证”，到晚明大收藏家吴廷“余清斋”旧藏，再至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一件名迹的流传轨迹，层层分明。
展览同时呈现了此卷丰富的文献著录信息：从明代起，此卷便陆续被收录于海内外刻帖、书目、档案及学术论著，累计达七十余种。这些资料与卷上印迹相互印证，使观者对《积时帖》在书法史与收藏史中的位置，有了更清晰的坐标。
20世纪初，《积时帖》随清宫诸多国宝名迹散佚，1945年长春“小白楼”劫乱后销声匿迹。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言其“毁于小白楼中，故原作不传”。依《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积时帖》原卷前有题签，卷后除董其昌题跋，接裱有《余清斋法帖》《郁冈斋帖》所收《积时帖》拓本，并有刘纶奉敕所作鉴跋。历经“小白楼”之劫及此后数十年辗转，今卷前题名、起首“积时”二字，及卷后相关拓本与部分后跋等已缺佚，幸而《积时帖》墨迹本幅与董其昌题跋等核心部分仍得保存，引首“神传逸致”是从《石渠宝笈》著录钱选《观梅图》真迹手卷移接而来。
虞世南《积时帖》的重现，使长期悬于虞世南乃至晋唐法书体系中的空白，获得重新深入讨论的可能。而除了书法本身，对于鉴藏史——从“典礼纪察司印”半印到吴廷《余清斋法帖》的刻帖——对于收藏史、拍卖史，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