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旧藏毛公鼎全形拓
礼，起于敬，源于祭，成于制，载于器，最终绘于艺，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礼不仅是一套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一套内化于心的价值体系。走进福建博物院，观看“楮墨承礼
丹青载道”展览，我们仿佛步入一条悠远的历史长河，每一幅书画、每一帧拓片，都是这长河中凝练的浪花，无声诉说着三千年来中国人关于“礼”的思考、实践与艺术表达。
礼蕴于器
中华礼仪文明的曙光，最早闪烁于青铜器的辉光与铭文的刻痕之间。此次展出的十幅澄秋馆藏全形拓，使我们得以窥见清代士人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他们以纸墨为媒，将一件件青铜孤品转化为可流传、可分享的拓片，不仅试图挽留那段厚重的历史记忆，更意图激活其中蕴藏的礼制精神。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旧藏《毛公鼎全形拓》，以其近五百字的鸿篇铭文，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记事功能。它不仅记录了周宣王对毛公的郑重诰命与册封赏赐，更承载了“敬天”“重德”“恤民”的政治理想，堪称是一次依托青铜铸鼎与铭文共同完成的礼制实践。
该拓片为陈介祺监制之精品，罗振玉题署题端，王国维为之考据。尤值一提的是，王国维曾盛赞“惟陈氏拓最精”，也因此欣然命笔题写考据文字。而其背后的流传历程，更是一段跌宕的收藏传奇。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白银千两从苏亿年手中购得毛公鼎。后因清代律法严禁私藏秦汉以上文物，为规避政治风险，他秘密将鼎运回山东潍县故里，深藏于“簠斋”之中，绝不轻易示人。其他青铜铭文，陈介祺常乐于公诸同好，唯对毛公鼎例外，足见其珍视之深。
两年后，陈介祺心系毛公鼎，加之对朝廷丧权辱国之行深感失望，遂借母丧之机辞官归里，从此不再出仕，全身心投入金石研究与考证。他在家中亲自指导匠人秘拓毛公鼎拓片，并潜心释读铭文，至同治年间终于完成《毛公鼎考释》定稿。
礼见于绘
“礼”不仅凝铸于金石，更流转于缣帛。随着时代推移，其视觉表达从器物扩展至绘画，尤其体现于以长卷纪盛事、彰仪轨、传美意的创作传统。这类作品常将图像与题跋结合，实现对重要事件、人物和场所的礼仪性记录与颂扬。
如陈景亮请王昉、王荫昌绘制的《重修历下亭图卷》，不仅以画笔重现咸丰年间历下亭重修之景，更通过何绍基等人的题咏，将一项地方工程升华为文人雅集与礼制传承的见证。《清嘉庆吴锦读书人家图卷》则以“飞白书”题引、绘景与多家题跋，详载魏成宪蒙乾隆帝召见并誉其家为“读书人家”的殊荣。图像与文字共同构筑起一个家誉传承的礼仪现场，是对门风家学的一次庄重礼赞。这些长卷、大轴皆非仅止于笔墨技艺的展示，更是“礼”在历史记忆与文化延续中的视觉载体。它们以宏大叙事、群像题咏与时空一体的卷轴形式，强化了事件的重要性，传承了尊贤、重教、崇文等礼之精神。
礼载于书
书法，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自诞生之初就与“载道”紧密相连。晚清福州名人林绍年的行书七言联“古人所重在大节，君子之学无常师”，其内容本身即是一句精炼的礼教箴言。而书写者作为一代廉吏，其人生轨迹正是这句箴言的最佳注脚。笔墨点画间流淌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书写者的风骨与操守，是“字如其人”的生动体现。
翁同龢的八言联“尝矜其人为世冠冕，莫名之品如古尊彝”，将这种“敬重”推至诗的境界。他将人的品格喻作“古尊彝”——那些最古老、最庄严的礼器。这一譬喻，精巧地贯通了“器”与“人”，揭示出礼的核心精神：对内在德性的尊崇与对外在天地秩序的遵循，本为一体。贤德之人，自身便成为行走的礼器，其言行举止，皆可为世之圭臬。
纵观展览，从铭刻国家典章的青铜重器，到旌表忠烈的功臣画像；从维系门风的家训楹联，到褒赞贤德的警世格言；从传古续礼的金石拓片，到描绘“陈蕃设榻”的尊贤典故……“礼”的形式随时代流转而不断演变，但其内核——那份对秩序的敬畏、对贤德的推崇、对家国的忠孝、对自我的省察，穿越三千年岁月，一脉相承。这些丹青墨宝，于是不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历史的切片，是精神的容器，是先人与我们展开的一场场心性对话。
（作者为福建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