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鉴真与明代隐元的两次东渡，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两大里程碑。公元742-753年，即日本奈良时期，朝廷派“遣唐使”求请佛教律宗传承，弥补日本佛教“有僧无律”的空缺。大唐佛门高僧鉴真发愿东渡扶桑，历经6次尝试 (前5次因风浪、官府阻挠失败，甚至双目失明)，直至公元753年随遣唐使船队成功抵达日本奈良。鉴真发大愿力在奈良建唐招提寺，确立日本佛教律宗，成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师”；携去佛经、医药、建筑、雕塑、书法等技艺，推动日本“大化改新”后的文化发展。
两次东渡均以佛教传播为核心，但也带动了中华文化的全方位输出，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千古佳话。而隐元禅师在日本所建立的黄檗宗的开宗立派，尤其是“即事而真”的禅宗核心思想，主张在日常行事中见本心，强调简洁直接，不立文字，兼具严格戒律、开放包容与“只管打坐，生活即禅”的家风，直至今日依然兴盛。
17世纪中叶，正值中国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1592-1673)，隐元禅师俗姓林，名曾员，号子房，明万历二十年(1592)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万安乡灵德里(今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辍学，以耕樵为业，因生“慕仙佛之念”，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在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正式剃度出家，拜鉴源禅师为师，法号“隐元”。
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十日，隐元禅师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惟一道实、独吼性狮、独湛性莹、南源性派、雪机定然、古石性荣等30多人从黄檗山前往厦门。六月二十一日，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船只扬帆东渡日本，同年七月五日抵达长崎。隐元一行抵达长崎后，受到当地僧俗的热烈欢迎。七月六日进入兴福寺，后移住崇福寺。长崎奉行甲斐庄正述、黑川正直等德川幕府重臣亲自拜访隐元，并将会见情况向幕府报告。隐元因其崇高的声望和当地僧人的特别疏通，不仅担任了崇福寺的第四代住持，还在长崎兴福寺、崇福寺说法，吸引了众多日本学僧前来参学。在京都建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禅宗三大派之一的“黄檗宗”。带去儒学、书画(“黄檗书风”)、建筑、医药等， 被日本尊为“禅宗中兴祖师”。其文化影响覆盖江户时期的思想、艺术、科技等领域。
黄檗宗作为明清之际影响深远的佛教宗派之一，其文化艺术推动核心在于以禅宗为纽带的中日文化双向赋能——既将中国明清成熟的艺术范式系统性传入日本， 重塑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风貌，又通过画僧群体、禅意美学反向影响中国本土艺术发展，形成跨越国界的艺术交流浪潮。
造像艺术上，黄檗宗僧人带去中国明清写实风格的佛像塑造技艺，强调形神兼备，注重面部表情的慈悲与庄重，与日本传统“和样”造像的写意风格形成对比。万福寺内的三世佛、观音像等，均由东渡僧人或受其指导的日本工匠打造， 成为江户时代佛像艺术中的“唐样”典范，推动日本佛像雕塑从本土化向中日融合风格转型。
书法艺术方面，隐元、木庵性韬、即非如一这三位黄檗宗派核心僧人。亦被尊为“黄檗三绝”的艺坛领袖，将中国明清书法的豪放笔意与禅家“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精神结合， 形成“黄檗书风”。其书法以行书、草书为主，笔势刚劲洒脱，行云流水，线条婉转有度。 上述书法创作艺术形式打破了日本江户时代书法受“和样”“京样”束缚的局面。这种风格被日本武士、文人追捧，催生了日本“唐样书法”的兴盛，影响了北岛雪山、佐佐木道荣等一代日本书法家。
绘画和篆刻方面，黄檗宗派之“禅画”思想主张“以画喻禅和心法合一”，题材多为山水、竹石、花鸟，笔墨简淡清寂，孤高清赏。追求“意在笔先”的写意境界。将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技巧与日本本土的绘画相互融合，推动日本绘画从模仿中国宋元风格向“禅意绘画” 转型。隐元及其弟子将中国明清篆刻的“浙派”“皖派”技艺传入日本，打破了日本此前篆刻仅作为印章实用功能的局限。黄檗宗僧人的篆刻注重文字的金石意蕴与禅意的结合，印章布局疏朗大气，刀法刚健有力，带动日本篆刻艺术从实用走向审美，催生了日本“黄檗印风”，后期东渡的东皋星越被尊称为日本的“篆刻之父”影响甚大。
茶艺和制瓷方面，黄檗宗“即事而真”的禅学思想，与茶道“禅茶一味” 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东渡僧人将中国明清的饮茶习俗、茶具制作技艺带入日本，推动日本茶道的革新： 一方面，黄檗寺院的“普茶料理”与饮茶仪式结合，形成“黄檗茶道”， 强调简约、清净的饮茶体验，影响了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另一方面，僧人带去的中国紫砂茶具、青花瓷茶具，以及指导日本工匠仿制的“黄檗烧”瓷器，以简洁的造型、素雅的釉色契合禅意美学，成为江户时代上层社会追捧的器物，推动日本陶瓷工艺，从华丽的“伊万里烧”向简约实用的禅意风格转型。
中国明清的寺院多为文人雅士聚集之地，僧人中不乏书画高手。其“简淡清寂”的禅意美学，与中国文人画追求的“逸品”境界相呼应，推动文人画摆脱明代院体画的程式化束缚，更注重个性表达与精神寄托。黄檗书画僧的笔墨简洁、意境空灵，影响了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流派，为中国明清写意画的发展注入了禅意内核。
黄檗宗的艺术传播并非单纯的技艺输出，核心在于“禅学思想为魂，僧人载体为桥”。让艺术成为修行的延伸，无论是建筑的庄重，书画的写意，金石味高雅的篆刻，还是茶道的清净，都紧扣在“平常心是道”的思维概念中，具备强大的文化感染力。而东渡黄檗僧人兼具“禅者”与“艺术家”双重身份，既精通禅理，又身怀书画、篆刻、建筑、茶道、工艺等，且得到当时中日官方的大力支持和推广，形成“寺院为基地、僧人为主力、官方为保障” 的传播模式，确保了文化艺术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故此，黄檗宗的文化艺术传播，不仅重塑了日本艺术架构，构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更以禅意美学丰富了东亚艺术的精神内核， 成为跨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