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浙江美术馆“山林气象——金农特展”的展厅，观者的目光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停驻在一幅《自画像》前。画中，那位73岁的老人身着布衣，持杖侧立，浓密的长髯与细细的发辫之下，一双矍铄的眼睛仿佛能穿透260年的时光，与当下每一位驻足者形成静默而深邃的对视。这件创作于晚年的自画像，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金农那充满矛盾与创造的艺术世界。
金农的一生，是在“山林”与“繁华”之间徘徊的一生。这位1687年出生于杭州，曾住钱塘江边候潮门外的艺术家、少负诗才，曾得江南诗坛名宿毛奇龄、朱彝尊的赏识，师从学者何焯，与丁敬、吴颖芳并称“浙西三高士”。然而，在50岁时被荐举博学鸿词科不中，此后便以“三朝老民”自许，布衣终身，游走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金农34岁初游扬州，而后半生大多寓居于此，成为“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却始终保持着对故乡杭州的魂牵梦萦。这种地理与精神的双重漂泊，塑造了他艺术中独特的张力——身处市井繁华，心慕山林气象。
金农的艺术道路非同寻常。他50岁后方始作画，却“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以其卓异的天性、深厚的诗文修养与独特的书法功底，迅速开拓出文人画的新境界。他的绘画题材开阔，梅、竹、山水、花卉、蔬果、鞍马、佛像、自画像，无不涉猎。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画作必配长题，世称“金长题”。这些题跋与画面相映成趣，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推向新的高度。正如清代画家方薰所言：“画有可不款题者，惟冬心先生画不可无题。”金农将诗人的敏感、书法家的笔力与画家的构图完美融合，使寻常题材经他点染，便生出别样的精神意趣。
在书法领域，金农的创造更为大胆。他早年于帖学及颜真卿楷书体系中下过苦功，后深感“耻向书家作奴婢”，转而师碑以变革。他专精隶书，以《汉西岳华山庙碑》为宗，自云“华山片石是吾师”。最令人瞩目的是他独创的“漆书”，这种书体横粗竖细，用笔方扁如刷，墨色浓重似漆，渴笔飞白间透出苍劲老辣的金石之气。有趣的是，这种风格竟与200年后才出土的汉代诏书木牍在特征上不谋而合，堪称书法史上的奇迹。金农以“拙”为妍，以“重”为巧，在帖学盛行的时代，开辟出一条碑学的新路，成为清代碑学运动的重要先行者。
本次浙江美术馆“山林气象——金农特展”，汇集了全国20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金农书画与文献，分为绘画、书法、与扬州八怪的关系以及归去来兮4个单元，全面呈现了这位艺术家的成就。展览中最动人的线索，或许是金农与故乡杭州之间那份深沉的情感羁绊。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杭州挚友丁敬为客居扬州的金农刻“只寄得相思一点”的印章；次年，73岁的金农便绘制了那幅著名的《自画像》寄赠丁敬，并在画跋中写道：“他日归江上，与隐君杖履相接，高吟揽胜，验吾衰容，尚不失山林气象也。”两位老友间的相思，实则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深切眷恋。金农晚年画作中常有的孤高与清冷，或许正源于这份挥之不去的乡愁。
仔细品读金农的《自画像》，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他全部的艺术哲学。画家以渴笔焦墨勾勒人物形象，线条生拙简朴，脱胎于南宋马和之的“兰叶描”。人物的头部描绘写实，长髯、发辫、双目皆细致传神，展现出金农奇倔傲世的性格；而身体部分却极尽夸张，近乎漫画造型，这是文人画家“逸笔”的自觉追求。最微妙的是，老者右足微露红鞋一角，这一细节被后世解读为“踏破红尘”的意象，成为其超然人生态度的点睛之笔。画中的题款采用典型的写经体楷书“长题”，与画像本身共同构建出拙朴奇绝的视觉整体。这幅作品不仅是对容貌的记录，更是一份关于自我身份与艺术追求的深刻宣言。
金农的艺术影响深远绵长。他虽长期流寓商业繁华的扬州，以卖画为生，其作品却殊具金石气与文心禅意，冷隽孤绝，在世俗中开辟出一片精神的净土。近代“海上画派”的赵之谦、吴昌硕，乃至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巨匠，都曾从他的书画中汲取营养。齐白石尤为推崇金农，其艺术中的稚拙趣味与生活气息，可见金农影响的痕迹。金农证明了，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在市场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在迎合世俗的同时坚守精神的独立。
260年前，弟子罗聘扶柩，将老师金农的灵柩从扬州归葬于杭州临平黄鹤山，完成了其生命意义上的“归根”。今天，浙江美术馆在其故居杭州候潮门的另一侧举办这场特展，以200余件作品迎奉冬心先生的艺术精神归来。展览中，一幅幅清冷的梅花、劲节的竹、静谧的佛像以及古拙的字迹，无不诉说着一个艺术灵魂如何在繁华世界中守护自身的“山林气象”。
金农的艺术人生启示我们：真正的创造，源于对自我与传统的深刻理解，源于在矛盾中寻求统一的勇气，源于那份无论走多远都不曾泯灭的精神故乡之思。行迹遍天涯，流寓四十年，归来仍然是少年——这或许便是金农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浙江美术馆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