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篆书《望岳》泰山刻石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这是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中的名句。在中国早期神圣山川的谱系中，岘山原本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山，但因为羊祜生前的德行与文章，以及“羊公碑”这样的实物载体，诗人在登临之时，将寻常的风景与对古今变易、人事代谢的慨叹融为一体，岘山由此获得大名。
在此过程中，登览者不仅将其历史意识与特定的风景建立起关联，并且因为传统木构建筑的脆弱性，古人活动的场所通常湮灭，而往往需要通过文字，以及承载文字信息的金石碑刻，来激活并延续这一类记忆。书写，让人文风景获得了超越一时一地的意义，正如孟浩然的诗句浓缩了中国人面对这类风景时的情感结构：循着前人先贤的足迹，抵达那些可以激起怀古之心的场所，在山川天地、古今物我的混融交感中，触发感怀。
由商伟主编的《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正是聚焦于历史长河中“文”与“迹”的交错互动，旨在通过五个专题研究，描述和解释胜迹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并且得到了普遍的确认，从而形成绵延不绝的传统。该书原本脱胎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2022年春季发起的同题系列讲座，除主讲人重新审订讲稿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许多重要学者的评议和讨论。策划者有意循着“名胜与书写”的关系这一总体关怀摸索前进，并不以学科的畛域画地为牢，而是不断带入文学史、政治史、地理学、宗教史、艺术史等看似不同却又相关的研究领域，环环相扣，让本书的选题和结构别具新意。
在现代学术体系内，“文”与“迹”似乎分属不同的学科，关联着各自的旨趣。前者通常立足于文学内部，溯源典故，辨析流变，尽管胜迹已经沧海桑田，但意象的延续依然能够持续地再生；后者则为考古学、历史地理、建筑学等领域所分享，通过实地调查、发掘、测绘，对历史遗迹作空间还原和重建。然而《江山胜迹》中各位作者的研究，却都注重文与迹的互动，从而超越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文字书写与物质世界等一系列一成不变的二元对立关系。
譬如因为拓本、景物图等媒介的存在，士人可以摆脱对现场的依赖，将观看风景转换为阅读风景，安坐室中，亦能“卧游”；譬如儒释道的传统思想都同样重视山岳，彼此的观念构造和审美偏好带来对空间营造的选择差异。能否通过“迹”的研究，揭示“文”得以展开的线索？由于书中的五位作者广泛汲取国际上空间转向和跨媒介研究的理论资源，并在应用中进行对话、修正，使“江山胜迹”这个意象转化为一个具有丰富阐释力的概念。
胜迹书写具有强烈的历史向度。胜迹的定义取决于我们与它的关系，哪些地点、空间依然对于重新登临的“我辈”具有意义感，这取决于书写行为的主体如何在想象中重建和往昔的关系。由此观之，有意选择那些人文景观去游赏、吟咏、凭吊，何尝不是借此重新定位自我与历史、与前贤的关系？由于关系的不同，从中也生产出不同类型的人文风景：在商伟的分析中，胜迹的怀古既在内心冥想中召唤着过去，又面对着昔人已去的现实，往往在今与昔、名与实、有与空、见与不见等一系列对照中表达情绪；在薛龙春所分析的摩崖石刻的景观里，对镌刻位置、书体的选择，时常带有浓厚的竞争味道；而在魏斌对魏晋洛阳城的研究中，当时的王朝会刻意营建某一类型的景观，以彰显其效法的前朝制度。纪念往昔也是对过去的一种形塑，总是在承续中包含着排斥，致敬中包含着竞争，我们在今日许多景观的遗忘与复兴中，依然能够看到这种逻辑的延续。
近年来，社会对于人文风景的关注和研究持续展现出热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浙江省博物馆2022年举办的“湖山镌永——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展览背后，是地方文史工作者对照清人阮元《两浙金石志》，孜孜不倦地在环湖诸山中寻找摩崖题刻，重建唐人或宋人眼中的西湖风景。一位资深的访石者，积多年之功，总算发现了被前人认为已无存的杭州最早摩崖——唐人源少良题刻，竟然激动落泪。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当有限的生命再次面对着难以磨灭的前人之“迹”时，“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意蕴被再度唤起。作为人文风景的“江山胜迹”，依然铭刻在中国人的内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