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百年巨匠】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从欧洲留学归来不久的徐悲鸿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慨。他想起幼时随父亲读的《论语》，他对书中刺虎的“卞庄子之勇”崇拜有加。他还十分敬仰《史记·田儋列传》里田横威武不屈的精神。徐悲鸿拿起画笔，在福州创作了大型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然后又投入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的创作。他借《史记》中齐王田横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激发民众不屈的抗争斗志。与此同时，他又根据《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创作了大型油画《徯我后》，以此表达渴望明主的心声。随后，徐悲鸿根据《左传·晋灭偪阳》创作了油画《叔梁纥》，画中双手力拔城门救出同伴的英雄，不仅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更是当时中国急需的救国于危难的斗士。
1935年，中日签订《何梅协定》，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被国民党政府拱手让出，日本实现了进一步蚕食华北的企图。徐悲鸿得知后，心中浮现出《诗经·魏风·硕鼠》中古人对“偷食者”的痛恨，以及对乐土的向往和追求。于是，徐悲鸿创作了国画《毋食我黍》，并题“廿四年晚秋写胸中抑塞，毋食我黍，誓将去汝”。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启全面侵华战争。徐悲鸿想起了《诗经·郑风·风雨》里的情景，创作了国画《风雨鸡鸣》，画家描绘了在凄风苦雨中的背景下，一只公鸡站在巨石上昂首高鸣的画面。他相信，抗战的过程虽然是艰苦卓绝的，但结果一定会是“雄鸡一声天下白”的。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的愤懑也达到了顶峰，《楚辞·九歌》里的词句一时涌向他的笔端。徐悲鸿对屈原忧国忧民和誓死抗争的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年，秦军攻占郢都时，屈原在《哀郢》中记录了自己向南游走的经历，而徐悲鸿在南京陷落后流落川渝之际，也开始了《九歌》系列国画的创作。
从1938年开始，局势日益艰难，长年漂泊的徐悲鸿始终在创作《九歌》系列。至1943年，他最终完成《屈原九歌·东皇太一》《屈原九歌·湘君》《屈原九歌·湘夫人》《屈原九歌·飞天》《屈原九歌·山鬼》和《屈原九歌·国殇》等作品。他最先完成的是国画《东皇太一》，徐悲鸿笔下的春神东皇，手握的长剑和衣帽的配饰刻画工细，是对屈原诗中描绘的“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的直接呈现。国画《湘君》描绘了“美要眇兮宜修”的湘夫人，徐悲鸿笔下的美女亭亭玉立，立于浩渺的湘水边，等待着她的恋人，画面中的景色，再现了屈原诗中“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的景象，也传递出湘夫人“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的忧愁思绪。
另一幅国画《湘夫人》中，秋风里洞庭湖波涛翻滚、空中落叶飘扬，这是对屈原诗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情景的再现，湘夫人神态凄婉，端庄娇美的脸上写满愁绪，正如屈原诗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的意境，一切都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女神的柔美和无限惆怅之意境。
徐悲鸿还创作了《山鬼》，画面中，深谷晦暗中的少女目含愁绪、姿态窈窕，正如屈原在《山鬼》中所写“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女神乘骑着紫褐色豹子，侧后花狸悄然跟随，氛围诡异，这也正符合屈原诗中“乘赤豹兮从文狸”的描绘。另外，女神裸体的质朴天然，神情的淳朴自然，更让人从徐悲鸿画笔下的光色中，感悟到屈原《渔父》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刻内涵。
国难当头，徐悲鸿与屈原一样心怀郁闷，但他们深知，希望在于全民的誓死抗争。因此，二人不约而同地对前线英勇牺牲的将士给予至高无上的讴歌——屈原用诗歌《国殇》，徐悲鸿则用国画《国殇》，二者皆以高超的艺术形式，为民族英雄高唱挽歌，以此祭奠牺牲将士。与其他《九歌》系列作品不同，徐悲鸿《国殇》中战士的造型，都是活生生的劳动人民形象：少了神秘色彩，英勇杀敌的动态和气势更鲜明，朴实的色彩也更具质感与温度，仿佛触手可及。徐悲鸿以诚挚的热情，再现了屈原诗中描绘的战争厮杀场面，以此唤起当下民众救亡图存的精神与斗志，悲壮之情已达极致。
抗战虽然艰苦而持久，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徐悲鸿也未丧失信心。1940年，他更是从儿时读过的经典《列子·汤问》中汲取力量，以空前的气势完成了巨幅国画《愚公移山》的创作。这幅作品，既是他对持久抗战的信念，更是对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定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预言。
抗战仍在继续，胜利的曙光也逐渐临近。1941年，徐悲鸿在心急如焚中创作《奔马》，期盼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与屈原预知楚国将亡而心死、决然沉江自殉不同，在全民抗战的大潮中，1943年徐悲鸿已望见抗战胜利的曙光。于是，他再次提笔，创作出巨幅国画《会师东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悲鸿与全国人民一同迎来了民族与国家的新生。多年来，尤其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源源不断为徐悲鸿提供信心与力量的文化精神源头，正是他儿时随父亲诵读的经典。
（作者：唐培勇，系徐悲鸿纪念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