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教育自古即是一条由手到心、由笔至道的传承长河，其中，“课徒稿”作为核心实践形式，既是技法示范，也是理念承载。它让每一次临摹超越单纯的技巧练习，成为与历史、与古人、与艺术本体的深度对话；它让教育不仅局限于技艺传授，更通过感受力、审美与人格的养成完成微妙而长远的塑造。透过这些画稿，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隐形而连贯的文化脉络——技艺与精神的交融、传统与教育的互动，为当代美术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方法路径。
“课徒稿”作为中国独有的绘画教育方式，其历史脉络深深嵌入了中国画的传承体系。从唐宋的粉本与画谱雏形，到元明清时期的理论化、谱录化，再到近现代学院教育中的系统化，“课徒稿”始终承担着从技艺示范到理念传递的重要使命。唐宋时期敦煌藏经洞粉本、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宋代马远《水图》，均可视作“课徒稿”的早期形态，描绘了从写生到构图的路径。至元明清时期，吴镇《墨竹谱》、倪瓒《树石画谱》、董其昌《集古树石画稿》、龚贤《课徒画稿》，直至风行一时的《芥子园画谱》，让“课徒”从师徒间的案头手泽，转化为印刷普及的教材。这些画稿之中，既有笔墨的程式，也有画理的箴言，将千年技艺与思想流传至今。
进入现代学院体制，“课徒稿”在黑板与纸墨之间重获生命。萧俊贤、萧谦中、潘天寿、吴茀之、王雪涛、陆抑非、陆俨少、顾坤伯、潘韵等众多名家巨匠留下的“课徒稿”，不仅传递笔墨的法度，也寄寓着时代对基础与格局的追求。它既是“教案”，也是“课本”；既是技艺的载体，更是观念的折射。重读这些画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幅幅教学之作，还是一条绵延的文化脉络：它提醒我们，绘画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代代师生共绘的精神长卷。
中国传统文脉中有一种“技进乎道”的艺术观，是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从艺术家切身的劳作和上手的技艺中缓慢生长出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如何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当前美术创作和教育体系内重振此中国特有之艺术精神，值得美术界不断深化和实践。
当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信息高度碎片化，学生的感受力与专注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媒介的泛滥与快捷工具的普及，使学习与创作易趋向速成与表层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课徒稿”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它不仅传授技法，更提供了一条让学生“回到手、回到心”的学习路径，通过实践与劳作逐步建立对艺术整体的感知能力。顾坤伯、陆俨少等名家的山水“课徒稿”以简笔呈现复杂皴法，使学生直观体验“骨法用笔”，体现了“直观—模仿—内化”的学习机制，这种方式与现代认知心理学关于技能习得的理论高度契合。通过临摹与实践，学生获得的不仅是技巧，更是对艺术语言与创作状态的深层感知，同时通过与古人的对话，内化传统精神与审美标准，抵御浮躁与浅尝辄止的倾向。
也有人会质疑：程式化是否限制创造力？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潘公凯指出，程式与表现力并非对立，而是互为支撑——在程式框架上，笔墨结构才有依附与发挥的空间；缺乏程式，艺术语言将无所凭依。
现代中国画教育同样秉承“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例如，中国美术学院等主办的“稽古振今——第八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教学临摹展”，将临摹实践与当代创作相结合。展览中，特邀艺术家的主体展与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学临摹展形成平行对照，凸显“临摹”不仅是再现，更是一种创造性学习。
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高世名表示，在全球艺术史语境下，中国艺术呈现两个核心特征：其一是“技进乎道”，即艺术创作从实践劳动出发，通过累积技艺进入创作状态，这种路径与东方实践哲学紧密相连；其二是“与古为新”，通过“临、摹、仿、拟”等传习方式，中国书画实现与古人的对话，在继承中演化，在传承中自我创新。
面向未来，艺术家与教育者应持续探索“课徒稿”在创新教育、国际交流与数字化语境中的应用，确保这一独特教育实践既承载传统，又激发当代创作活力，从而使中国艺术在全球语境中既坚守文化根脉，又不断开拓新境。
（杨银俊为浙江美术馆二级美术师 泮丽娜为中国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