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任伯年孔雀牡丹图轴 纸本设色纵226.8厘米横117厘米 苏州博物馆藏
任伯年早年花鸟画笔法严谨，色彩艳丽，有富丽堂皇之貌，这是晋唐双钩填彩传统。“画人物、花卉，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钩骨，赋色秾厚，近老莲派。”可见，他的工笔花鸟画早年随任熊、任薰，承袭了任薰的细笔淡彩风格，同时，他也学习陈老莲的画法，深受其影响。
任伯年早期作品中的人物线条钉头鼠尾，方折顿挫，造型传老莲奇伟之形；花鸟双钩淡彩填廓。受“二任”影响下的花鸟画，以“用笔劲挺，枝干条畅”为显著特征，取景布局，均独具一格，朴质中别有生气，这也构成了任伯年早期花鸟画的基本艺术特征。任薰与伯年合作的《松鹤图》（苏州博物馆藏，1867年作），二人虽分工不同，风格却极为相近。同作于此年的《松下问道图》，《戏婴图》（1879年）和《桃花栖鸟图》，反映了任伯年在宁波师从“二任”时取法任薰的小写意花鸟风格的画面风貌，以双钩填彩为主要技法，用笔赋色灵巧生动。
双钩填彩源自工笔画技法勾勒设色法，宋代以黄筌、黄居寀父子的勾勒设色法为花鸟画正宗，以细致的分染和渲染成就“黄家富贵”。
至明代，浙江人吕纪在院体中对勾勒设色法进行改变，稍稍减少了色块的分染和渲染的画法，有着双钩填彩的效果雏形。在明代，“浙派”画家中勾勒设色、双钩填彩都是工笔绘画主要的表现技法。因此，浙派画家有很丰富的双钩填彩的技法基础，陈洪绶是浙派画家中使用双钩填彩的高手。
任伯年师从任熊、任薰，任熊对于陈洪绶的研习是极为深刻的，这深深地影响了任伯年的早期画风。任伯年继承陈洪绶传统的典型之作有《群仙祝寿图》，此画与陈洪绶的《宣文君授经图》十分相似，运笔工整繁复，色调富丽明艳，展现了任伯年对陈洪绶和“二任”双钩填色技法和赋色浓丽技法的极大继承。戊辰（1868年）所作的《斗梅图》（故宫博物院藏）不但承袭了任薰画风，而且上溯陈洪绶一派以及宋代双钩设色的画法，上署“临小莲”（即陈老莲之子陈字），均有力地说明了任伯年艺术的早期渊源。
在任伯年的作品中，采用双钩填彩、类似工笔画表现技法特征的还有《兰花》和1867年的《花鸟四条屏》、1870年的《新秋浴鹅图》、1873年的《荷花白鹭图》《仙鹤寿柏图》《天竹栖禽》《有凤来仪图》《孔雀牡丹图》。这些作品在风格上类似双钩的工笔画，从技法语言上来说的确是师承任薰“以陈老莲遗法上追宋代双钩设色而极工尽妙”。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此类作品既有宋人和陈洪绶的影子，但又与两者不尽相同。任伯年借鉴了陈洪绶奇谲挺劲的线条，但在造型上更为生活化，在适当的装饰性中表现写实，可见北宋以来的写实画风对其绘画创作的影响。
任伯年的作品以双钩填彩为基础，吸收了宋人的双钩法，但减弱了细致入微的写真和层层的分染、罩染，基本以平涂的方式设色，变陈洪绶古艳的色彩为清新亮丽。从任伯年的师承关系来说，这一画法的源头出于任熊。任熊的画作《大梅山馆诗意图册》（故宫博物院藏）中的《新种梨花满扇湖》《姚魏天潢衍洛中》就是以工笔绘制花卉，以精密周到的双钩填彩画法进行表现。这些偏向工笔风格的作品极好地体现了“三任”双钩填彩画法在造型和色彩上的独特面貌，并与宋人和陈洪绶拉开距离。
从《新种梨花满扇湖》《姚魏天潢衍洛中》这两幅画中可以明显看出，任熊绘画带有典型的宋画特征，线条的弧线造型比较明显，区别于陈洪绶方挺奇崛的装饰性绘画风格。这种绘画风格有两种来源，最为重要的就是任熊在周闲、姚燮处临摹到了宋元时期的双钩渲染作品，学习宋人的绘画技法。但是，这两幅作品与宋画的造型又有所区别，枝干的画法以及线条的程式化表现还偏向明清工笔画的造型特点；设色技巧上的渲染次数比较少，上色的方式较为简单，创作的速度也较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画出来的画面效果与宋画“三矾五染”的写实性色彩表现有极大差别。以任熊在范湖草堂临画时“终日临抚古人佳画，略不胜，辄再易一缣，必胜乃已”的状态来说，这两幅画并没有体现出从宋画的临摹中学习到“三矾五染”的渲染技巧。此外，也有可能此类绘画风格是任熊26岁以前在宁波、杭州、苏州、上海一带卖画维生所学技巧的延续。从任熊早期的人物画风格上可以看出，宁波“波臣派”肖像画余绪和“扬州画派”黄慎、前“海派”费晓楼这三种当时最流行的弧度造型画风对于任熊影响较大。而学习了吴道子和贯休的线描法后，任熊开始走向运笔方硬坚挺且具有装饰性风格的造型手段，经过在周闲和姚燮处临摹陈洪绶作品，又不断融入自我造型意识，使得这一风格逐渐得以确立。任熊工笔花鸟画的发展过程与人物画基本相同，他的花鸟画早期风格受当时在宁波、杭州、苏州、上海一带流行画风影响，在临习陈洪绶作品之后，他才在造型和设色上走向方硬和装饰化，形成独特的三任双钩填彩工笔画法。
虽然工笔画在明清绘画舞台上被边缘化，却借助明清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的风潮在民间工艺美术上大放光彩。工商业的发展引发人文文化平民化、世俗化的倾向，促使原先属于士大夫、皇家贵族享乐的工笔画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尤其在木雕、版画、年画、刺绣、陶瓷等工艺作品领域逐渐盛行，并且在康、雍、乾三代创造了艺术高峰，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海派绘画的发展。任熊、任薰、任伯年早年作为浙江的在野画工，掌握了作为必要生存手段的双钩填彩技法，这些技法为他们的绘画添加了民间艺术特有的谐俗性和装饰性风格，更为任伯年的绘画造型确立了古质奇崛的韵味。
（文/叶芃，节选自《任伯年花鸟画色彩表现模式来源及表现原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