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勇访谈 十

（A=艾未未，S=舒勇，H=黄端）


A：觉得很荒诞，不真实啊。

S：觉得特有意思。所以有时别人说舒勇爱炒作，其实我觉得不炒作就是一种损失，炒作是我释放能量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我的艺术方式。怎么说吧？因为你作为一个个体力量太弱了，你的身体作为一个媒介永远是弱势。而且我们的身体是一直被囚禁的，当然这种囚禁必是一种简单的暴力，也没有那末容易被察觉。事实上来说我们的身体都是被国家投资的，包括你老艾，包括我，从小的义务教育，什么都好，都是被国家按照她的策略她的规划去投资了你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反抗这个身体，想要身体自由其实是很困难的。如果我这个身体可以成为媒体，以媒体的方式来积蓄一些能量，媒体再这种将隐藏的力量缉获的时候，身体就有可能可跟一些常规的东西、世俗的东西进行博弈。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要利用世俗的方式使自己的身体成为媒介，成为媒体，最终我这个身体再去影响社会，当然这里有巨大的风险，但是哪怕我被社会给吃了，或者烧掉了，我也是乐意的，我是这样去思考一些问题的。

A：你也是乐意的？

S：对，因为风险可以让我保持警惕，有了警惕才让自己更清醒。生活才过得更有意义。当时我在自己的名片上打上很多的头衔，有些头衔甚至是假的。我知道这样做会有风险，一旦被人揭穿了也很麻烦的，但我知道这些头衔对我的艺术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愿意去承担这些风险。面对作品在社会中的处境时我是清醒的，因为你的艺术根本就是无关痛痒的边缘。必须借助一些主流的评判标准来推动艺术介入主流。那些头衔就是软性的评判标准，我去伪造一个硬的标准不太可能的，伪造一个软的标准相对容易些和安全一些。

A：没有问题，因为整个社会是和不是都没什么，它就认这个。而且社会也不会问你是不是真的，

S：对，所以我当时就在名片上打上这些个东西。其实这也是一种疯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疯狂之举。比如讲“龙威仑雕塑家创作组”的广告牌竖到了广州美院的门口，那是96年的时候，然后又在广州雕塑院门口放了个同样的广告牌，这两个地方都是雕塑专家云集的地方。因为我的广告牌强制性地放在他们门口嘛，和他们的匾牌并排在一起，黑底白字，比他们的匾牌都要醒目得多。然后这些雕塑家愤怒了联名告我。他们在信上写道：“我们美院和雕塑院都是雕塑界的权威人士，龙威仑雕塑家创作组为何许人也？为了保持美院和雕塑院的权威性请市政府给予考虑拆除这个广告牌。后面市政府出了个文化上的一号文件。那广告牌就给拆掉了。就这样的一个事，想想也好笑。那时真的狂妄。

A：讨伐这个异己啊哈？

S：是，那个是在96年的时候。所以当时也没想好，不动脑筋想问题的，当时非常嫩，现在就不会这样子了。

A：你做了很多很多非常荒诞的事情啊。

S：恩，是。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日常了，我不觉得荒诞，我觉得挺可悲的。为什么呢？一个人总是这样生存，到底是我不健康还是社会不健康呢？有时候想，如果真是荒诞，是戏剧性倒也罢了，（A：什么不荒诞呢？）我觉得一种真实的力量带来的荒诞才可怕。因为现在很多作品是虚拟的，他/她拍个照片，那叫荒诞吗？那不荒诞，它始终是种虚拟的东西。但如果你生存在这真实中还依然荒诞的话，它一方面可怕，一方面有力量。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这东西煎熬着我。我觉得一方面我越来越接近真实，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越来越赤裸裸，我就觉得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没希望还是对自己没希望。就是，你看得越多，接触越多，就越害怕。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会想回到艺术圈呢？是觉得艺术圈可以麻痹一下自己。其实我可以简单一点，不想这些问题，因为让我做些圈子式的作品我觉得特别简单，它容易了。我随便想个方法就能很简单地做出来，我还有钱收，还可以卖作品，而且还得到赞誉，谁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呢？我现在所做的事大家都不赞誉，都说你在瞎搞，然后你还得不断地去跟大家沟通、交流，用任何方式交流。这一点是我这么多年来觉得特别累的。不是说我做不下去了，而是觉得这样做下去意义有多大。因为你每一次跟社会斗争也好，合作也好，我自己辨不清，其实我一直希望跟它合作，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那么我就讲讲98年的事。其实《地球在流血》这个作品，当时影响蛮大。我用了三个裸体模特，把她们身上涂上了颜色，然后头上带上地球仪，通过鲜血淋下来的感觉制造地球受到伤害的感觉，想告诉大家伤害了自然你就伤害了自己，伤害了母体。当时的大背景是98年全国的大洪灾，

A：抗洪那段时候。

S：是，抗洪那段时间。我就有种强烈的想法，当时我想一定要做个作品了，让人震惊一下。因为你已经将自然伤害到这个程度了，你们还不关注她，还不去热爱她，还在这里得过且过的样子。你看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多差，不入流的东西堆里，城中村，什么臭水沟，全都在那里，我就一定要做。其实这个作品我早就想做，因为找不到人体模特，我是想一定要通过刺激眼球的方式来唤起反响，然后就选了这几个模特。

A：不是模特吧。

S：是模特。

A：不是模特吧，模特哪有这么大的胸。

S：哦，模特就不能够有大胸吗？她们是我作品的模特，我们就简称为模特吧。

A：她们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大的胸？

S：我跟你讲讲这个故事，就是怎么找模特的故事，好吧。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模特，我本来去找了广州美院的那些模特，她们不愿意，她们说：“你这个活动这么多人来拍照，我们不愿意”。那朋友就给我出馊主意，就说你去找个鸡（广东话对妓女的贬称）不就行了嘛，去外面找个鸡。我说哪里有鸡啊？他说你到海珠广场去站一站，就会有人来。那我真的站了几个晚上，一直没有，最后被警察盘问了，因为他老看我站那儿，就说你再不走就给你抓起来啦。没有办法。后来我又问那个朋友，他说你那样子本身就象个流氓样，谁敢找你啊，就象个吸毒的，人家怎么敢找你，人家躲都躲不及。然后又有个朋友出馊主意，说你到宾馆里去找吧，有些宾馆里可能有些小姐，你去那里叫她们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小姐如约而到，一到就要做那种性服务，我就跟她商量，能不能拍点照片做艺术啊？她说神经病啊，怎么能给你做，我们都是做的暗地里的事情，怎么可以给你公开化？我还以为她们可以连身体的什么都不要，连鸡都可以做了，为什么不可以把身体释放出来作艺术呢？她说我这是没人知道的事情，我这样给你做了还不是告诉别人我在做鸡？她是这样跟我说，把我骂了一大通。那么这个模特一直没找到。后来很巧合地找到了一个摄影模特，她当时十七八岁左右，十七岁还没满十八岁，我跟她说了这个事情，她很愿意尝试。我跟她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她就带了两个人一起来。商量后决定，为了保护她们，都带上地球仪，就用地球仪罩着脑袋，这个其实也是妥协的结果吧，罩住她，不让人看到。当时这个小诗，现在失踪了的这个模特，她也是带着地球仪的。

A：失踪了？

S：失踪了，因为媒体的报道很多，家里的关系搞得很复杂，都骂她，都说她，男朋友又跟她分手。然后她就在我们的视野里失踪了嘛。就这样一个事，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就引发了这样一个裸模事件。当时她本身也是带着地球仪的，但是她被那种音乐——我当时放的音乐是那个《轮回》，放了一个类似佛教音乐的那种很飘渺的音乐，然后她在音乐里居然把头罩给取下来了，她不要了，她说我不需要遮住自己。然后她以自己的真面孔视人，所以这样就被媒体全拍到脸了。一拍到脸之后，第二天所有报纸头版都有这个消息，然后她的家人和男朋友看到了，就说她怎么能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家里就把她赶出来了嘛。这样的话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失踪的事件，这个事情其实让我也感觉到一种伤害，因为我实际上只想做个作品，结果大家环保作品关注得不多了，反而关注身体去了。

A：呵呵，也是很好的电影的一个故事。

S：对对。

A：呵呵，你也受伤了。

S：是啊，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的心情肯定不好了。而且我老妈也骂我。那时她正好从老家过来，说我是大流氓，说我正事也不干，画也不画，天天搞这个事情。98年还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我父亲生病。当时我做完《地球在流血》之后，我老爸的脑袋在流血，就是脑溢血啊，也是十一月份的时候。所有的心情都没有了，正处在一个极端低落之中，父亲不醒人事，然后我要马上回去。但是我身上没钱啊，做完作品请了模特，就是几百块钱，回去没钱。当时我外婆也从怀化来看我来了，我妈先回去了，我跟我外婆后面才回去嘛。没有钱，怎么办？到处借没借到。后来，我想起我的保险箱三年没打开过了，我就找了个民工把它砸了，拿到两万块钱。这[不准骂人]真是很荒诞。把保险箱砸了，拿了两万块钱，然后我和慌慌忙忙穿着一只皮鞋一只拖鞋的外婆跑上了火车。

A：怎么知道里面有钱呢？

S：我是不知道有钱，因为我的钥匙丢了。

A：那你生活很混乱啊。

S：是很混乱，只要我带钥匙，经常不会不丢的。只要带，一定会丢。所以我现在就根本不带钥匙。所以那次就慌慌张张就回去了，如果没有那个钱，我老爸恐怕也不行了，因为他们在家里也是一贫如洗的。都是老干部，没有钱的，几万块钱很重要的。

A：恩，住院啊，是吧。

S：是啊。我一回去的时候，看到脑袋全是管子啊，人瘦得皮包骨头。因为没有知觉了，被那个取暖的玻璃壶烫得满身是泡啊。你一看到那个样子，瘦得不成样子，脑袋上十几根管子，象个机器人，一瞬间我觉得艺术是干什么的？太不重要了，很震撼。当时医生都跟我们说你们赶紧准备后事吧。因为我们县城的医院根本就没有能力治这种病。而且脑溢血不能移动嘛，一移动很容易死，转院也是不可能的。但后面我们就冒着危险说，不管怎么样，死马当活马医。就决定带他去怀化大一点的医院，地区医院，就开颅，在脑子上打洞，（A：对，必须得打洞。）对，然后我们就叫了个救护车，两三个小时山路啊。（A：颠过去的？）颠过去的。居然没事。第二天洞一打好，马上就没事了，神志就清晰了。

A：他多大？

S：那时也不太大，五十多岁吧，应该算是年轻的。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亲情的重要。因为出来这么久，从来不念家的。

A：很奇怪，亲情重要并不是亲情对他有帮助，亲情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亲情重要了。

S：是啊。所以那时候那种感觉吧，一想起很心酸。你想想，一个艺术家搞了这么久，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面对着这个困难，你觉得生命是多么脆弱啊。他眼睛望着你，也不太认得你了，哎呀，当时心里很难过。那种眼神真是永生难忘啊！

A：也是经过太多啊，是在这个炼狱当中啊，但是这个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不过因为他搞艺术，这个东西对他的心情触动比较大。可能大多数人接受起来更那个，因为没有能量来再把它转化掉，转化到作品里。

S：所以当我看到宋永平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尽管他很残酷。为什么说看了宋永平的那个作品有些感动，就是尽管他很残酷，因为我觉得父母的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面临。

A：他父亲抗美援朝，和你父亲也是有些相象的。这个中国的孝啊忠啊，然后搞艺术又是这么一个环境，你的对社会的反叛实际上第一个就是对家庭的伤害。实际上家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家庭无非是对孩子关心嘛，所以这个东西最后痛苦会很大。因为你第一个不能交流的就是家庭，他们最不能理解你在搞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S：所以到今天他们依然会问我，你的作品在那里呀？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尽管你有名气了。我回到家里去，碰到二舅舅。我二舅舅是当地一个小领导，我送了一本印有我作品的挂历给他，作品的内容是我将美国的白宫外观用电脑合成到中国古代的山水画里，将香港的中银大厦也放到山水画里。总之就是这类作品。他说：“这个不是你的作品，这算什么作品，你只是把人家的东西放到了你这里，利用了人家而已，这不是你的作品，你要好好画点油画”。我怎么说他都不会认同你。我是去年回去的，已经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艺术家了，他还会认为你这不是艺术，你要认真做事情，要创作点作品，把你以前画画的那些东西拿出来，不能象现在这样混一辈子。这是永远的矛盾，他们尽管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不认为你在搞创作，所以你刚才说得很对。

A：你会发现你不但说服不了任何人，你连自己也说服不了，等于是一步也没走。

S：是，确实是这样。确实当你看到自己的画册、看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作品，仅仅是一些图片的记录，就是这种感觉。所有的人看到我的东西时都说，你这是些新闻照。

A：哦，是吗？还有这样的？

S：是啊。包括一个批评家也跟我说是新闻照，他说你要摆好了，拿好的机器拍点图片一定会卖得很好，他这样劝我。首先我承认我的图片和那些摆拍的摄影比起来肯定没有他们的图片精致。，但是你要记住在这种场合下你没办法摆拍的，人家一下子就把你的机器挤掉了，它怎么可能摆呢？我说我这种作品不是王庆松的那种作品，全摆好了去拍一张。

A：对对，这不是一类。

S：对，不是一类。就象昨天黄端看到的，一个杂志的主编说，你这些图片应该很有市场，该拍美一点。

A：是什么杂志？

S：《跟踪艺术》，一本很厚的艺术刊物。

A：不要去搭理他们，搭理他们就麻烦了。

S：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

A：他们不知道作品的这个真实才对，那个不是真实的。人对真实还是……真艺术本身解决的问题是重新定义，（S：没错，这讲得很好。）所以我看你的作品非常兴奋，我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照片我觉得都好，没问题，这不是问题。

S：反正我更多的孤独是艺术圈都不认，不管是谁。有一次我跟那个皮道坚，我们从延安回来，他就说了一句：“这次我看到了你艺术的能力了”，因为他系统地看到了我的一些东西，我说我能力不能力的无所谓，只要我可以不断地去做就行了。他说：“你做不做没关系，问题是你现在连人格都遭到了蔑视”。我说：“为什么遭到了蔑视？”他说：“在艺术圈没有一个人说你好，都是蔑视你的”。我说那也没办法，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接受一些狭隘的蔑视，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A：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

S：他就是告诉我，说我可能要做点工作，把一些东西要放出去，也就是说要跟圈子里对接。

A：那你现在来我这就是来对接这个是吧？

S：是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说一个问题是……其实我跟老艾你也认识很多年了，这次我觉得要用所谓的前卫艺术的审美去做一些事情。因为现在的前卫艺术审美正在成为世俗的审美，也正在成为世俗的力量，和我以前的方式比起来，那么这次我希望通过一个逆向的方式让我在世俗中占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A：你觉得我给你做这展览你能拿到这硬指标吗？

S：首先我觉得从你现在的状态来说应该会拿到，但是不管有没有拿到，也是在冒险，因为我觉得冒险也很重要，我喜欢去冒险。如果你说我随便做个展览也很容易做，就是觉得一定要找最优秀的人、最有风险的人去做事情，我是这样考虑的。其实我找你做展览我也是挑战自己呀，因为我觉得我进入了这个圈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我有勇气去接受它。但是至于具体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既然做了，就不怕嘛。反正这么多年都被人骂过来了，难道我会再怕？

A：多两句骂声是没事的，是吧？

S：恩，没问题，反正都蔑视我了嘛，我一直是被蔑视的，其实这个话说得挺严重的。当时老皮和我说这句话，让我很难过，但同时他能告诉我，他终于看到了我的一些力量，觉得我是不容易。这也说明他对我了解也算深刻。所以我还是很挺感激他，从98年做《地球在流血》这个作品之后以及父亲生病后，让我又更加认真地去思考艺术跟社会的关系。有一次我跟王先先，就是TOM的总裁，就是香港李嘉诚公司的得力干将，他跟我探讨了一个问题，也让我收到了启发。他说在国外有些人做环保做得很美，很漂亮，这个漂亮也会影响人的策略，他就对我说你的作品是不是可以做得美一点。我觉得他说的话是另一种思维方式。也容易让人改变，我觉得也挺好。所以后面有些作品我就尽量用一些既美丽又……

A：什么东西美丽了？

S：象心系大自然，我就用一个红色的爱心……

A：这就美丽了？

S：它在智慧上是美丽了，就说这个爱心本身绝对是美丽的。它不是颜色的美丽，因为一个人对爱心的真诚是美丽的。这颗心不是一个形态，它是观念上的爱心。我觉得现代人缺乏的是爱心，对自然对社会。那么我觉得这种爱心是没有的，我想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用一颗心作为一个符号，去释放这种爱心，所以我觉得很美丽。所以我就用这个红色的爱心，象仪式一样，当时三万个人……

A：这样做跟一个托儿所的阿姨或者一个社区的环保主义者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S：首先我觉得托儿所的阿姨她只会从一个具体的行动里（S：她很可能就是用个爱心带着孩子们去玩。）但我的爱心是仪式的，它在里面代表着一个符号或者一种力量。

A：是不是一个太简单的图解了？

S：是很简单，但是简单有时候就是一种力量

A：不是，是图解式的，因为比如说你对儿童，爱心就是这个。那这个会有问题吗？

S：我坚持认为简洁是种力量，因为我认为社会本来信息太复杂，如果你还用那么复杂的东西去跟它沟通，就会沟通成本太高。爱心本身是一个策略，第二个我觉得……

A：那么你跟政府的宣传有什么不同？它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八荣八耻，那它也是最简单的。

S：其实我从某方面看你刚才在批判它，其实我挺欣赏的。因为从中国的任何一句口号，从“发展是硬道理”、什么每年的一个口号、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实我觉得这是极具智慧的，因为你要进行大众化传播一定要靠这个。

A：这个只是口号，这个还停在口号的层面的话它就没起到作用。我刚才谈的是说它里面缺少了一个沟通的可能性，那么在你的作品中，如果你简单地说这就是爱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是硬道理或者实践社会主义，这个大众是不懂的，并不是说他们是懂这句话的。比如说你以“爱祖国为荣”，这句话是没有人听得懂的，不管任何人都听不懂，它只是假设。什么叫热爱？什么是祖国？怎么叫荣？这几个价值观都是不可体验的。

S：我从我自己那个作品来说，因为我是体验了，一万多人在一个异样的情境下，它开始是一个普通的爱心，大家扛着这个心，唱着一首歌，象仪式一样慢慢地上山。但是经过这个过程后这个心不再是那颗普通的心了

A：对，可以说它不简单是因为是通过那个做了另外一个事情。

S：哎，对，化为一个载体。

A：这是一个名义的问题。

S：对，名义，然后再通过一种新体验。

A：所以你就是通过人民的名义或者以爱心的名义或者是以环保的名义在做什么。

S：我觉得是以人民的名义在为人民做事情。在以人民的名义在为文化做些事。我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不能说我去利用它，我觉得我是真诚的，因为我确实想对它做点事情，为什么自然搞成这样了我们还不可以去关心它呢？不可以平等地去向它朝圣呢？象邀请我创作的河源市委常委王建忠，他抬着那颗爱心跟我走的时候，他很激动地下来跟我说：“舒勇，我明白了你这个艺术的意思，我真的感觉到象朝圣一样回到了自然中，我要关心它”。然后他把鸟笼一开，把鸟都放飞了。那么在做我这个作品之前，其实是有一个矛盾的，因为行为艺术跟政府来做是有风险的，行为艺术的争议一直设很大的。最先邀请我的那个旅游局局长高仁哲当时请我做行为艺术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们不敢告诉领导这是行为艺术，只能说是一个活动，然后在他们所有宣传单里写的都是将会有一个活动在这里做。因为他们怕一旦透露了之后，领导们会反感这个事情，就会拒绝这个事情，连他的乌纱帽都不保。这里面是挺敏感的。那么是让这些领导进入了现场之后，这些领导感受到了力量，我是这样感觉，那么他们对我的印象包括对这个作品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的。尽管说它简单了，但我相信他们通过这种参与性，他们也是有所感受的。所以后面我一直跟他们一些领导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那次活动还是让他们有所震撼。

A：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因为艺术并不是说要简单地引起震撼，任何一个宗教的仪式都会引起这种东西，哪怕是送葬、婚礼，或春节联欢晚会你也会感受到。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我这个东西帮助人理解了什么，我觉得还是把艺术的……它可能具有这种功能，但我觉得不应该是唯一的，因为它不是教育的一个手段。

S：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梦想，就是说我想通过这些场景，通过参与建立一个自己的理解，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因为我觉得解读社会的方式很多人是用文字的，都是用历史或叙事性的方式来做的，我可能是用行为的方式来叙述这样一个社会的历史。其实我的每个作品都是跟社会息息相关的，这种息息相关是我用我的方式去见证或者去说明它的现象，最后它可能形成舒勇理解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

A：对，我觉得你这段含义可能更准确一点。如果我看你，我实际不太看这个作品怎么好不好，那么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事实，你参与的这些活动，这一系列的事件，那么它们跟这个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它是不是在某个问题上校正了艺术，因为我只对使这个范围有变化的作品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画廊并不是商业的画廊，不太管你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也不太在乎你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或者没有什么效应，我只关心这个活动它是不是，就今天人家问什么叫意义，或者什么叫意思，对我来说这个意思就是它对已有的所谓的艺术的现状是有所调整，或者说甚至别人都不屑啊或者说你这不是艺术，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兴趣。它不是一个姿态，它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事件。

S：你刚才说得特别对。如果你只考核某一件作品，其实都有可能是很失败的。

A：不是，我不认为失败，我不认为一张作品挂在美术馆就是成功的或者说一张作品在苏富比拍卖出去就是成功，我从来不会这样认为。那么我也不认为一个作品本身有什么好坏和评价之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品没有反应艺术家本身和社会的关系或精神状态的话，这个是不具有含义的。因为世界上的物质太多了，我们不需要另外制造，除非它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有影响。

A：那我们还是没有太多地谈你的艺术，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地谈，如果要谈的话，我觉得是谈不完的。因为你的艺术和你的生活是一体化的，所以说它任何一个片段都对整体是重要的，不可剪接不可分开的，所以我们只是需要知道一个很小的片段，因为它在延续。另外关于展览这个事呢，我希望是给你一个总体计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品，我们考虑一下这个东西，然后你给我一个简单的方案，你希望做什么，你也考虑考虑。然后我们再定个时间，好吗？

S：可以。这个展览的话，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应该从一个整体来做。

A：因为我觉得如果人们不了解你一个整体的状态，实际上会产生一个偏差，人们会拿你来做一个横向的可比性的……实际上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几乎没有太多和你相同的例子，就我所知道的。当然，我听说很多很多艺术家都在做这种群众化的，或者说跟社会共荣合作的作品，非常多。地方的很多很土的艺术家、搞国画的呀都称自己为行为艺术，都很多。但是我从我们的交流上来看，我知道你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所以这个我没有什么问题。就说希望这件东西在这做了以后对你有用。同时也是对你事业的阶段性的至少是我这方面的认可，好吧。

S：谢谢老艾，其实做这个展览的话我是希望能将所有作品都展示出来，象这本书这样。

A：是，完全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做得非常满，堆得不能再堆下来，堆到甚至让人都进不去，这个没问题。形式上我们没有必要做成别的展览。

S：对。

A：这个你不需要担心，我做的话，我会让它极大地保持你的特征。好吧，先说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