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然而,他在中国现代美术革新中的开拓之功同样值得铭记。在新旧美术交替之际,他扶植新兴木刻、为连环画正名、投身书籍装帧设计,在美术领域有诸多开创性贡献。一位自谦为美术“外行”的文学家,何以影响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进程?
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近期,中国美术馆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与美术”主题展,汇集两馆203件(套)珍贵文物与美术作品,从美术思想、美术实践及其影响三个层面,展现这位文学巨匠在视觉艺术领域的贡献与回响,呈现一个更为立体、多元的鲁迅形象。
美术思想的形成
鲁迅能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革新的先行者,源于其贯穿一生的热爱与积累。展览第一篇章“深植厚土”,依托鲁迅收藏的美术书籍和艺术品,梳理其美术知识体系与艺术思想的形成过程。
鲁迅的审美启蒙始于童年。从幼时起,他便喜爱阅读《花镜》《山海经》等传统图文典籍,临摹《荡寇志》《西游记》中的人物绣像。这些兼具民俗性与艺术性的视觉文本,使他萌发了最初的审美意识。展厅中呈现的吴冠中油画《鲁迅故乡》及鲁迅少时读过的《山海经》《点石斋丛画》,还原了他早期美术启蒙的历史情境。
1912年,鲁迅任职于中华民国教育部,主管博物馆、美术馆及文物保护等事务。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美术研究与收藏,购置画谱、画册,收集整理汉魏六朝金石拓片。展览展出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河南南阳《阳乌、星座》两件汉画像拓片,前者构图饱满、气韵雄浑,后者疏朗奔放、充满浪漫想象。这些古代视觉遗存,成为鲁迅理解本土艺术传统、提炼“民族形式”的重要资源。
定居上海后,鲁迅的美术活动进入活跃阶段,其艺术视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他大量购入中外美术著作,涵盖理论、技法及画谱画册等,贯通古今、兼顾中西。展览展出的《历代名人画谱》《博古叶子》《爱德华·蒙克的版画艺术》《诺阿·诺阿》就是鲁迅收藏的部分美术书籍。其中,日本艺术家永濑义郎著《给学版画的人》,是鲁迅接触的第一部系统阐释版画技法的专著,为他日后推广新兴木刻提供了知识支撑。另外,鲁迅翻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也在展览中亮相。这种系统性的收藏、阅读与翻译,清晰地展现其美术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
在广泛的阅读与研究中,鲁迅认识到版画材料易得、制作简便、传播广泛,契合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现实需求,因而委托徐诗荃、曹靖华、史沫特莱等多位友人收集域外版画原作。1931年,曹靖华寻访苏联版画时,得知当地版画家因“印画莫妙于中国纸”,愿以版画原作相赠,不取报酬,只希望得到中国宣纸。鲁迅遂在两年间六次寄出多种宣纸和画谱,以此换得100余幅珍贵的版画原作。鲁迅收藏德国、苏联、比利时等外国版画近2000幅,其审美取向兼容并蓄,既推崇珂勒惠支的《织工队》、梅菲尔德的《你的姊妹》等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欣赏毕珂夫版画的唯美风格。展览展出的毕珂夫《波斯诗人哈斐支〈抒情诗集〉插图》,背面留有许广平的亲笔题记,记录鲁迅病中常浏览此作,印证了他多元包容的审美理念。
此外,展览还陈列了陈师曾、蔡元培的书画作品,以及笺纸、年画等,全面展现了鲁迅藏品贯通中西、兼具雅俗的特点。传统美术积淀塑造了鲁迅的东方审美底蕴,西方版画则为其美术革新思想提供了现代参照。长期的艺术积累,使鲁迅形成了“艺术为大众”“拿来主义”“立足民族性”等美术思想,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
现代美术的革新探索
凭借深厚的美学积淀与成熟的美术思想,鲁迅进行了一系列美术革新实践。展览第二篇章“扶木成林”聚焦他的美术活动,梳理其在新兴木刻、连环画及书籍装帧领域的开拓性探索。
新兴木刻运动是鲁迅美术实践的核心内容。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参照,鲁迅通过出版画集、举办木刻讲习会等方式,将创作版画引介到中国。展厅中,观众能看到鲁迅编校出版的《十二个》《北平笺谱》《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书籍,这些书籍清晰地还原了他在国内推介创作版画的过程。鲁迅对版画的发现和引进,与其文学活动密切相关。1926年,鲁迅在俄国长诗译本《十二个》中收录玛修丁的四幅木刻插图并撰写后记,这是国内首次公开介绍创作版画。此后,他持续在《奔流》《朝花旬刊》等文学刊物刊载版画作品,陆续编印《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外国版画集,以及《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传统木刻集,为木刻青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外范本。
除编印画册外,鲁迅还以书信方式指导青年创作。在技法上,他鼓励木刻青年提高素描功底,借鉴汉画像、明清小说绣像等传统美术;在内容上,他主张题材多样化,日常生活、社会百态、自然风物皆可入画,引导木刻青年反映现实、贴近大众。展览将鲁迅的书信文字与李桦、力群、刘岘等木刻青年的早期作品对照陈列,展现了他们在技法、立意、题材表达上的显著进步。对于力群的《采叶》、张望的《负伤的头》等优秀作品,鲁迅给予充分肯定;发现作品中刀法、构图上的不足,他也提出切实的修改意见。在鲁迅的悉心培育下,木刻青年快速成长,新兴木刻从稚嫩走向成熟,成为极具生命力的大众美术形式。
在倡导新兴木刻的同时,鲁迅多次撰文为连环画辩护。针对当时连环画被主流艺术界轻视的现状,他主动为之正名,认为连环画不仅是艺术,而且是适于大众阅读和欣赏的艺术形式。他对连环画创作提出非常具体的改造方案:题材上,主张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取用大众熟知的历史人物和民间故事,可适当改编;技法上,可借鉴民间年画、小说绣像的造型手法,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通俗美感的艺术样式。在鲁迅的影响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木刻青年投身连环画创作。展览展出的《狼牙山五壮士》《铁的动脉》等早期黑白木刻连环画,以反抗压迫、抗日救亡为主题,通过左翼报刊、巡回展览广泛传播,对大量不识字的普通民众实现了思想动员。
书籍装帧设计是鲁迅美术实践的另一重要部分。自1909年设计《域外小说集》封面起,鲁迅一生完成60余帧书籍封面、40余个原创美术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装帧风格。展览现场呈现的《呐喊》《心的探险》《小约翰》等作品,展现了其设计理念与艺术面貌。鲁迅善于汲取传统美术养分,将汉画像纹样、传统书画留白融入现代设计。展览将《桃色的云》《国学季刊》与《武氏祠前石室画像》《树,鸟,云纹画砖》拓片并置展出,可以清晰感受到鲁迅对传统艺术元素的吸收转化。他还运用几何分割、简约构图等现代手法,形成了古雅而洗练的装帧风格,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建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与此同时,鲁迅重视培养装帧人才,主动向青年艺术家分享汉画像拓片等藏品,多次邀请他们参与书籍设计。展览陈列了陶元庆、司徒乔、钱君匋等人的装帧作品,展现了鲁迅对中国现代装帧人才培育作出的重要贡献。
美术精神的传承影响
鲁迅与美术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其生前的美术活动。他的美术思想与实践奠定了中国版画、连环画与大众美术的发展基调,对中国现代美术进程产生了持续影响。展览第三篇章“茂林嘉卉”聚焦鲁迅美术思想与实践的时代价值,梳理其绵长的艺术影响与精神传承。
鲁迅逝世后,版画家秉承其遗志,将木刻版画作为民族解放、社会变革的武器,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与鼓舞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各大美术院校纷纷设立版画专业,版画进入专业化发展阶段。版画创作突破早期单一黑白木刻的局限,形成木版、石版、铜版、丝网版等多版种并行发展的格局。版画家聚焦时代发展、民生百态、自然风光,催生了北大荒版画、江苏水印版画、四川版画等地域流派。此次展览展出了《八百壮士》《鲁艺校景》《浇钢锭》《喜雨江南》等代表性作品,展现了从抗日救亡年代到新中国时期版画的发展脉络。
连环画的后续发展同样深受鲁迅影响。他生前即清醒指出,连环画改造“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指示“办一个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出版健康有益的新连环画。据此,文化部成立大众图画出版社,连环画改造被纳入文艺建设工作,创作迅速走向繁荣。此次展览展出的《西厢记》《我要读书》《地球的红飘带》《列那狐》等经典作品,题材涵盖古典文学、革命历史、现实生活与外国文学;表现技法融合白描、工笔、水墨、木刻等手法,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这些连环画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真正实现了鲁迅“艺术为大众”的理想。
展览结尾处,观众能够看到不同风格的鲁迅形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鲁迅摄于1930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肃穆冷峻的单人正面照,彰显他作为思想斗士的锐利与坚定;一张是温馨有爱的家庭合影,展现他作为普通人的温情与柔软。这些影像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艺术家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如赵延年的《鲁迅像》、汤小铭的《永不休战》着力刻画其战斗、批判的斗士形象,靳尚谊的《鲁迅》、颜仲的《鲁迅像》则重点展现其悲悯、温厚的人文气质。每一幅鲁迅像,既是对鲁迅本人的致敬,也构成了对所处时代的记录。这种持续的追忆与再创造,充分印证了鲁迅艺术思想的开放性与持久的生命力。
此次展览以珍贵文物与美术原作,回应了“为何是鲁迅引领现代美术革新”这一核心问题,还原了他推动中国现代美术演进的历史过程。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立足启蒙理想,视美术为唤醒国民的重要载体,由此开辟了现代美术发展的新方向。他致力于美术的大众化,构建起兼具民族底色与现代视野的大众美术体系,为中国现代美术转型完成了重要的启蒙与奠基。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