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故宫的唐宋书画展，本是奔着苏黄米蔡去的，不想先被范成大的《中流一壶帖》留住了脚步。
今年恰逢范成大诞辰九百周年。几阅沧桑，足以让碑石剥蚀、法帖残损，却没能磨去他笔下草书那股劲挺洒脱的风致。这是他写给二嫂的一封手书，遒劲清逸、一气呵成，说的全是求助周急、问候起居之类的琐事。字里行间没有半点诗人的腔调，倒像个坐在门槛上摇蒲扇的老汉，絮絮地同家人话旧，甚至让人想搬条凳子坐过来，一起听他议论“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我忽然觉得，肯把家长里短朴朴素素写给人看，本身就是一种亲和的态度。
范成大的右侧，是陆游的手书《怀成都十韵》，开头就是“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他的书风潇洒、灵动，可偏要自谦，曾说“臂弱学书肥失真”，又曾自叹“学书五十年，其进不及寸”。当然，他又有一首很自信的《学书》，豪言：“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好大的口气，却也令人服气。而今，几乎两个“五百年”相加之后来看，他的字果然经得起这般自负。这份底气，是几十年墨池笔冢涵养出来的。
范成大的左侧，是朱熹的《大桂驿中帖》。朱熹的字意态畅达、端庄醇古，一望便知是位讲道理的先生。三幅墨宝并排铺开，一个遒劲，一个豪纵，一个畅达，倒像三种人生的注脚。
自然，重头戏还在苏黄米蔡。苏轼的《春中帖》、黄庭坚的《君宜帖》、米芾的《珊瑚帖》并陈一展，和而不同，呈现出天真洒脱的宋代美学风韵。
苏轼的《春中帖》写给时任“运使金部”的一位字德孺的亲友（一说是范仲淹的儿子范德孺，一说是苏轼表弟程德孺），随想随说，随说随写，笔端充满情谊，结字上则随意了些，不见经营的痕迹。他自己坦言：“我书意造本无法。”可这“无法”里头，偏偏藏着饱满恣肆的丰润天趣。
黄庭坚的《君宜帖》是写于“虐酒大醉”之后的便札，行笔沉着痛快、拗崛峭拔，“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自有昂藏沉郁之气。
米芾的《珊瑚帖》最有真趣，行间字里竟还夹着一幅珊瑚笔架的小画，笔笔凌厉、洒脱俊迈。他是个表面看来漫不经心的家伙，其实背地里极用功，诗中自言“夕紫堆香豆，朝岚映墨池。客来不须报，正是学书时”——为了学写字，连客人都不见了，还曾自称“天使残年同笔砚”，可见那“漫不经心”背后，是“真正的在乎”。
最让我意外的是蔡襄。《宋史》称其“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他的《自书诗卷》文采飞扬，法度谨严而气韵流动，有首《题龙纪僧》题下还另有一行小注“极有古人风格”，据说是欧阳修写的，评价颇高。蔡襄的字端庄耐看、蕴藉典雅，笔力极其深厚，可惜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传世作品少，平时难得一见。
看过这些诗人自在挥洒的笔墨，再转到宋徽宗的《夏日诗帖》前面，竟有些不习惯了。瘦金体带着独有的峭拔锋芒，笔画细瘦，撇捺分明，一丝不苟。那确是一手好字，清峻挺拔，有帝王气象。可看着看着，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它太像一件“成品”了——每一笔都带着“御笔”的派头，是在“创作书法”，是陈列在玻璃柜里供人把玩的美。而“苏轼们”则是在说心里话、叙心里事，那些墨痕带着纸页间的温度，字字烂漫、笔笔神采。他们不会是当作制造一件千百年后的“一级文物”来落墨，只是在纸上谈些柴米油盐、记些喜怒悲欢，随意书写，气韵反倒自己生动起来了。
陆游自言“拿字博粗饭，开学教牛经，坐市写驴券”，把写字当作过日子的手艺；范成大把求医问药写进信里；苏轼不住絮言“眷聚各无恙”“蒙庇如昨”“甚安也”“甚健”；米芾为客人细细描述自己的一个笔架……可正是这些并不“高蹈”的漫写，让笔墨有了人间的暖意。
我站在蔡襄的十一首《自书诗》前端详了许久。起首的《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还工工整整，越往后则越松快，渐渐带出行草的连笔来，到了最后的《即惠山泉煮茶》，用笔就有点连跑带颠的狂态了。想来写到会心处，法度也拦不住逸兴的飞动。正如“山泉何以真，适与真茶遇”，假如一笔一画都想着从哪家字帖里来，只怕先拘住了自我。毕竟，书重意，不重墨。
这么一想，再看展柜里这些古诗人留下来的字，便觉得不只是点画流转，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孤傲的、谦和的、端凝的、纵逸的、絮絮叨叨的……
古诗人的字好就好在，字后面透出来的，是生动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