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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花鸟画的写实精神

        作者:陈水华2024-04-21 09:17:46 来源:光明日报

            (1/4)杏花春鸟图(中国画) 林 椿(南宋)

            (2/4)写生珍禽图(中国画) 黄 筌(五代)

            (3/4)绣羽鸣春图(中国画) 佚 名(宋代)

            (4/4)白鹡鸰(灰背眼纹亚种) 陈水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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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绘画可以大致分为人物、山水和花鸟三科。人物画起步较早,秦汉时,墓室壁画、帛画和画像砖上的作品,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逐渐完备;山水最初是人物画的背景,作为独立的绘画主体,出现在隋代,成熟于唐代;而花鸟这一题材,一开始,也只是人物画的装饰,作为独立的画科,发展于隋唐,至五代两宋,趋于巅峰。三科绘画不只是题材不同,在技法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比如人物突出线条,山水注重笔墨,花鸟偏倚色彩。传统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绘画作品中,我认为,宋代花鸟画最具备写实主义的特质。

            花鸟画,从五代至宋,工细设色,描摹自然,其写实程度至今仍可与身边的自然景物一一观照。这样的绘画传统,值得我们不断地研究和借鉴。

          在宋画中寻找鸟类:

          追慕曾经的博物传统

            宋代绘画到底有多写实,似乎是一个被时光掩埋的秘密。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共同主持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中的《宋画全集》,帮助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宋画全集》目前收录宋画超过1000幅,我从鸟类主题出发,选定其中有鸟类图像的作品171幅,外加虽未收入《宋画全集》,但被认为可信的作品3幅,进行统计分析,并编撰成书——《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本书从鸟类主题角度,再现了宋代曾经的名物、博物和格物传统,重新解读了“写生”“写意”“形理”等习以为常的绘画理论。

            以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为例。黄筌是五代西蜀时期的著名花鸟画家,他及后代的花鸟画以工细设色为主,逼真写实,设色华美,被称为“黄家富贵”,该画风是宋代花鸟画的主流。《写生珍禽图》绢本设色,横70.8厘米,纵41.5厘米,整幅画面均匀错落地绘有24只动物,包括鸟10只、龟2只、昆虫12只。画中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对应到现实的具体物种。可以想见,黄筌在绘制时,确实是对照现实具体写生所得,因为根据记录,此前尚无画家如此绘画,或画过这些动物。这24只动物的描绘不仅形态逼真,连大小比例也基本参照物种的实际大小。其中,9种鸟类都是西蜀成都附近常见的野生鸟类。其中麻雀、白头鹎、白鹡鸰、大山雀和北红尾鸲,不只在四川,在整个中国南方,都是最常见的鸟类,它们更多出现在城市和郊区一带。灰椋鸟、丝光椋鸟、白腰文鸟则较多出现在城郊旷野地带。它们能够出现在黄筌的笔端毫不奇怪。相信生活在宫廷的黄筌,应该有很多机会观察它们,或者通过下人捕捉到它们,用以写生。

            在我研究的174幅宋画作品中,大部分为花鸟画,也包括了少数含鸟类图像的山水小景和人物画,可辨识到具体物种的达到了88%,这个比例远超我的预想。其中的鸟类图像,大致可分为工笔可辨识(68%)、工笔不可辨识(2%)、简笔可辨识(20%)、简笔不可辨识(10%)四大类,从中可辨识鸟类共计67种。从中可见,以黄筌为代表的宋代花鸟画家,不止描绘身边熟悉的鸟类,还大量记录了偶然闯入视野,包括猎捕和观察到的鸟类。

            系统分析梳理宋代花鸟画,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我国宋代,就已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传统。虽然那些宋代画家并不一定认识笔下的每一种鸟类,也未必为每一种鸟类命名,但这些画作充分说明,他们是了解并能够区别不同鸟类的形态特征、行为和生态习性的,这是我国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传统的体现,更与西方的博物学殊途同归。

          从鸟类中读懂宋画:

          再现写生的艺术精神

            宋画中大量陌生、偶然鸟类的存在,说明宋代花鸟画家在创作时,直接取材于野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写生”。从而也说明,写生并非西方美术的传统,更是中国绘画早期的传统。不仅《宋画全集》中大量存在以“写生”命名的作品:写生珍禽、写生蛱蝶、写生草虫、写生栀子、写生紫薇……画史论著中也有不少“写生”的论述。然而,由于工具不易携带和不便于野外使用,中国传统的写生到底如何开展,画史和画论却一直语焉不详,缺乏实证。

            在故宫博物院藏佚名《绣羽鸣春图》中,作者为我们留下了宋代花鸟画写生的证据:画中白鹡鸰的脚上多了一根细线。这应该就是画家在创作这幅画时,面对的真实状态:有一只白鹡鸰被一根细线牵着,绑在一块湖石上,画家可以借此描摹写生。画家有意无意留下的这根细线,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宋代的画家,很可能是活捕这些鸟类,然后用一根细线绑在其出没的生境中,或地面或树枝上,任由其跳跃,用于观察,这样形和神都兼顾到了。

            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模仿自然,逼近真实,是宋代花鸟画普遍的追求。

            写生求形似,写意求传神。一幅花鸟作品,如果能够做到形神兼备,应该可以算是上品了。但宋代画家的追求不止于此,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理”字。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文同更进一步说:“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苏轼和文同所强调的“理”到底是什么,对于“晓画”和创作如此重要?对此,普遍的解释认为,苏轼和文同所指的“理”,与宋代理学的兴起与盛行有关。该学说认为,万物的背后,必有一“理”。其中的“理”,接近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道理”和“原理”,或者“客观规律”。那么,在花鸟画中,画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宋代的画家又是如何讲究的?

            通过研究发现,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体现在宋代花鸟画家的创作细节之中。首先,不同的鸟类有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其次,鸟类与季节的关系也值得留意。我们并不能在一个季节看到所有鸟类,因为很大一部分鸟类具有迁徙习性。植物花卉更有明显的季节性,植物、鸟类与季节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画理。再次,鸟类与食物的关系,同样值得特别关注,不同的鸟类,捕猎或觅取不同的食物。最后,鸟类的行为、姿态等等也不可忽视。

            以上海博物馆藏李迪《雪树寒禽图》为例。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画了一只楔尾伯劳矗立于冬季树叶尽脱的荆棘枯树枝头。对于南宋都城临安来说,楔尾伯劳属于冬候鸟,主要栖息在乡郊旷野地带,多单独活动,常见其立于枝端伺机捕食的情景。伯劳有一个特殊的习性,喜欢把猎取的小动物贯穿在荆棘或细枝上,所以,伯劳往往和荆棘枝条同时出现在画中。李迪所画不仅形态写实,姿态传神,在鸟类与季节、环境、食物的关系上,在鸟类栖息和行为方面,均能严格遵循画理。系统梳理现存的宋代花鸟画,我们会发现,类似《雪树寒禽图》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形理两全”是宋代画家的普遍追求,甚至是最高追求。

            今天我们讲宋画的传承,需要强调的是后世画家对宋画风格、技艺和精神的传承,以及对宋画法度的传承,无论是写生摹形,还是写意传神,宋代花鸟画对于法度的把握,对于形理的追求,都值得当代创作者借鉴。

            (作者:陈水华,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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