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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写意中国画的新可能——谈姚瑞江的花鸟画创作

        作者:李春阳2026-11-20 09:16:25 来源:强国号@中国美术报

          姚瑞江 《北秋》 中国画 96cm×96cm 2026年

          “大写意”这个称谓,古人没有作为画派定名。“写意”一词元代始见,“大写意”是晚清以来形成的概念,用以区分大小写意。中国画大写意遗貌取神,重视生命情绪的宣泄,它不是单纯的笔墨技法,是写意精神的极致形态,笔墨自身具备独立的审美。中国画大写意的思想源头很早就出现了,早期的典籍《尚书》有“诗言志”说,传达内心情志,成为中国文艺的开山观念。《周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神形、意象、道器诸范畴成为中国哲学同时也是中国绘画的核心问题。魏晋至唐代,蔡邕的《笔论》滋养大写意的概念形成,“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张彦远认为“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后世大写意以狂草入画,源头大约在此。两宋时期确立了文人写意理论,苏轼的“形似观”,使文人画面目清晰了起来,梁楷完成了减笔大写意人物实践。元代的写意精神臻于成熟,无论倪瓒的“逸笔草草”,还是赵孟頫的“书画同源”,虽多为小写意,但对写意的认识趋于完善。明代中后期,经过陈淳花鸟的过渡,徐渭泼墨大写意花卉,彻底将个体生命情绪注入笔墨。清代石涛的“蒙养观”与“一画论”,把大写意上升到生命本体哲学,扬州八怪拓展了写意的维度,朱耷作为大写意的高峰,400年以后仍深深地撼动心灵。大写意与文人趣味的关系,是延续千载的历史课题。

          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写意性堪忧,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画大写意创作,需要更多的关注。可以观察其真实现状,分析其代表性画家。考察大写意,我想从姚瑞江的创作状态谈起。时下中国画创作的写意水准,是近百年以来中国画创作的最低点,这里有美术教育导向的原因,也是时代书法诗文修养缺失造成的,我们将此理解为文脉的断裂。20世纪早期发起的美术革命与白话文运动同时登场,美术革命的对象是“四王”,犹如文学革命针对的是桐城派。在当时的语境下,包含有美学风格上求新求异的追求,但此两场革命都远超出设想,美术以西洋写实主义画法取代了中国画的意象思维体系,文字则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通行的书面语。旧学为新学之基础,审美眼光与书面语表达往往来自传统的修养,传统丢失的过程,表现在几代中国画画家代际之间笔墨能力的全面流失。中国画创作与展陈写意性匮乏、写意水准有限,已然是普遍的现象了。与美术革命的导向并行的另外一条线索,是陈师曾、吴湖帆、郑午昌、黄宾虹、潘天寿、金城、陆俨少、童中焘、张立辰等所倡导的回归传统的写意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姚瑞江师承高卉民,承续的是张立辰回归传统之路,姚瑞江从青年时代求学开始,接续了这一重视传统的文脉。

          姚瑞江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市平安村,东北之北的嫩江流域,土地辽阔、草木葱茏,孩童时期在荒野中牧牛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奔跑的孩子,躺进草木花丛之中仰望天空,牧童闲卧、野花自在,风来叶舞、云至山暝,生于荒野、长于草木之间,姚瑞江那份对自然的情感不是刻意寻来的,是浸出来的,这是他一生的底色。姚瑞江是黑土地里长出来的艺术家,特别自然地携带着民间的记忆与历史的记忆,宛如广袤荒原保存下来的种子,这种子是饱满的野性的,力量铸就其中,未经培育与驯化,但它挨着了土、吸入了水,就会疯长起来。原野长大的孩子,为人讲性情、有豪气、敬爱师长,终生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不善于表达心中的情感,也说不出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可内心铺满了故土疯长的植物,花木葱茏、野草丛生,他幸运地给它们寻到了一种笔墨的抒写方式,荒寒蓬勃的北地气质,后来就成为他创作的特征。但艺术对他却也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呼吸,是野孩子的生命冲动。

          种子的未来只是要生长,只是表达自我,姚瑞江的大写意作品与故土深深地融合,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导师以后,又带领学生一次次返回山野写生,漫游式的艺术是生长型的艺术。你可以欣赏他的作品,也可以不欣赏,但他一上来就是撒野的、无所顾忌的,他的天真具有“大写意的个性”。我们看见许多大写意画家还在重复模仿传统图式,没有多少个人性与真情实感,而姚瑞江的个人性,不用担心会被这个社会磨灭,他是粗粝的,自然也是结实的,他的本能超越了他的文化,这恰恰是当代艺术家的特征。忤逆与陌生化某种程度是一种当代性,我们在学院的藩篱中,几乎看不到这种品性的艺术家了。他似乎在以身上的自然性对抗文化性,以达到更高的文化性,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来观察他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他没有像有些画家一样,为追求文气而拘谨做作起来,更没有考虑他者的目光,他要传达的是极寒之地的草木情绪。我曾经批评过他“画得野了乱了,一定要收得住”,可是当我看见他个中作品的成熟程度及自在程度,非言语可以描述,亦非我提及的艺术史逻辑可以限制,这让我很是震动,这不就是“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的本质吗?其实,大自然本身何尝不是蛮荒而有力的呢?姚瑞江作品的整体面貌,正是这块土地古老葱茏的内部记忆——我们究竟该如何描绘每一个人自己的故土——故乡不只是一种地理空间,而是人存在的生存状态。瓦尔特·本雅明说,“回忆不是把过去原封不动取回来,而是在当下重新建造过去。故乡的景象,是记忆于此刻重新编织的意象”。姚瑞江编织的正是北方故土各种各样的中国画意象,许多想象是“不合逻辑”的,他尝试在大写意中“成立”自己的故乡。

          与其说他是一位写意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故土经验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如果他与徐渭和八大相通,那是天性的相通,其笔墨不同,但出手的拳脚是类似的。他明白如何将情感传达出来,又懂得在什么地方收紧自己的笔,凭借视知觉的热忱。对他而言,故乡是一种心灵状态,他不得不时时返回故土,他的情感永远在那里,因为,他的艺术能走多远,他的爱就有多深。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姚瑞江原生的自然经验,并不是“写生素材”,而是主体精神的根源。我们如今提及“师造化”,往往就被理解成下乡采风、对景写生,而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其心源由造化所陶铸,并非后天的模拟。它既是郭熙的“林泉之心”,也是石涛的“蒙养”观念,又是法国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所及“与世界的原初接触”,指的是不以头脑思考自然,而用整个身体栖居自然,正如加斯东-巴什拉说的,“一个在野地长大的人,他的幻想不是观看自然的结果,而是自然借助于他的躯体做梦”。

          当前我们仿佛已将艺术史逻辑越走越对了,也将文人画的路子越走越窄了。姚瑞江大写意花鸟的“梦境”,水大墨多,随意施墨、铺排张扬,不从文人风调而讲究自然野趣,从他身上我认识到生命意趣的可贵,这在写意中国画中可遇而不可求。时下还能寻找到真正的“文气”吗?近几十年追求文人画的各种姿态已令人疲倦,中国画的发展,还是先不谈文人画,先回到笔墨思维中、回到艺术的来源中为好。近代以来,中国画大写意的风格,我认为有三个层次,一是文人意趣(吴昌硕花卉),二是大众审美(齐白石将吴昌硕推进一步),齐白石以后,如果还能将大写意继续推进的话,或许出现第三个层次:生命活力。

          从心性溯源理论看待姚瑞江的作品,其生命活力突出,表现在题材广泛和笔墨思维成熟。他青年时期的西画训练(美术院校的程式化训练),能够被他传统的笔墨思维所控制住,而这一点是当代写意画家的一个紧要关口。他处理中西关系有自己的考虑,没有将中国画画成了水彩,他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长处,是在形成稳固民族特征以后以此为据的主动选择,在传统笔墨思维中寻求当代性与个人性,他的路子很正。其湿墨讲造型,焦墨求古拙,构图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画面鲜活饱满,仿佛大写意活力的试验场。他以传统笔墨技法和笔墨意识对现代物象进行提炼和转化,对自然山石花草做皴法、水法、墨法等程式性提炼,对自然形态结构做章法上的虚实辩证处理,用笔的力度、厚重、古拙、枯涩、劲健诸般感受,墨象的浓淡互渗、泼破积宿,在墨、水、纸、笔交互感应中,形成有鲜明活力的墨韵。

          姚瑞江扎实的素描与速写的训练,是几代学院派中国画画家的基本功,但他在“西画思维”与“笔墨思维”之间,给出了一种恰当的分寸感,他是在传统笔墨法度之内,去讲求现代意味的装饰性与抒情性,目的只有一个——鲜活生动,这是属于姚氏大写意的鲜活生动。他画的雀、鹭、隼,以极简的用笔提炼其体态、以浓墨阔笔写躯体、以焦墨干笔点喙爪、以笔墨块面造型,把西画速写的造型观察融进中国写意之中。他的禽鸟是有性格有脾气的,或在留白中伫立,或融入繁密的野草藤蔓间,缩颈、敛翅、栖枝、惊飞,姚氏鸟道对形体的提炼,是意象思维的新尝试,他强化的是北方生灵朴拙倔强的生命感,对比其师高卉民描写秋冬肃杀的苍劲悍烈,姚瑞江笔下的禽鸟自成一格,更多了明朗灵动的生趣,多了自在自由的生机。

          高卉民与姚瑞江的绘画风格,给当代中国大写意提供了新的维度:以雄强的笔墨承载了北方大写意,展现了其蓬勃的生命力,拓展了花鸟题材的边界与趣味,形成了荒寒野逸的当代北宗写意花鸟流派。姚瑞江在其恩师之后,无疑成为东北大写意压阵的人物。他们的师祖潘天寿认为,“画事以奇取胜易,以平取胜难。然以奇取胜,须先具奇异之禀赋、奇异之学力,否则不能臻于上乘”。潘先生自己的画风颇有一味霸悍之气,虽然他言“一味霸悍,亦所不取”,是自我的警戒,但他并非否定雄强的品格,而是汲取金石碑学与浙派的骨力,以霸悍之气矫正画风的柔靡空疏,激活传统脉络,完成传统向现代的演变。

          姚瑞江半自觉地沿着这条激活的道路行进,姚瑞江身上珍贵的不是他从书本中获得的中国画的演进逻辑,他是以北方的故土记忆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在文人意趣与大众审美以外,衔接上了近代艺术的守正道路。我不很欣赏艺术上的高度自觉,我总认为,半自觉才算是真自觉。大写意是在笔墨功底的基础上,要靠本能体验冲脱出来的,从“以形写神”“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到“不求形似求生韵”“事事不为古人所缚”。从顾恺之、张彦远到徐渭、朱耷,写意的文脉在自觉地重视半自觉的状态。姚瑞江的激情与荒率、他的法度与失控、他的无畏与前卫,他从野性获得同样力度的笔锋,特别是他身上的热忱,不与当代文人画同调,却形成了自己的图式与自在的风调,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文人画的题材。所以,只要他还在创作状态,无论他走到了哪一步,我都愿意支持他,想看看他怎么被打败,又如何喘息着获得成功。他的画案上经常是最后一笔才定成败的,或许这种血战的状态,才是当代中国画大写意新出路的可能。

          我们遇见一位艺术家,一位热忱的、多面向的艺术家,无论其作品成败得失,这股子能量与冲劲十分可贵。这样的艺术家需要珍惜——或许不是他需要中国画,而是中国画需要他。

          (文/李春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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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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