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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实相生观古今之变——论邱华栋长篇小说《敦煌变》

        作者:杜臣弘宇2026-11-19 08:53:28 来源:中国文化报

            敦煌的一处处石窟,是镌刻在崖壁上的文明瑰宝。那些封存于鸣沙山岩壁间的洞窟、造像、壁画与文书是中华文明的一处浓缩之地,它不仅承载着悠久的文化记忆,也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从第一批工匠初建时的一凿一绘,到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历史瞬间,再到当代研究者修复壁画的日常细节,敦煌不是一个冰冷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着真实可感的脉搏与温度。千百年岁月更迭,敦煌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包容开放、赓续不绝的恒定内核。近年来,作家学者也将目光汇聚于此,《敦煌》《敦煌本纪》《敦煌遗书》《敦煌密码》等不同类型的敦煌题材作品相继出版,敦煌正成为一座丰富的文学矿藏。

            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脱胎于其2024年的小说《空城纪》中“敦煌七窟”一章,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对第254窟、第359窟和第156窟的描写,以及相对应的关于画匠、萨保和刺客的故事,从而最终形成了以10个洞窟为对象,穿越千年的故事。作家一改历史宏大叙事的结构,转身拥抱平凡人物的爱恨情仇,为沉默的洞窟、壁画,赋予生命的温度。漫天漫地的黄沙无法遮掩的,是其笔下汹涌着的人性光辉。如同作家在《空城纪》中为克孜尔尕哈烽燧所作的诗句:“他在那里,就在那里/已经在戈壁滩上站立了两千年”。窟在那里,壁画在那里,人也在那里。

            虚实结合是《敦煌变》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在题目中就已体现,“敦煌变”既可以理解为历史的变迁,同时“变”又有“变文”的意思,即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的改编。前者为实,后者为虚。在每章的布局上亦是如此,小说前半部分是对真实洞窟及窟内壁画的细致描写,作者用了一种近乎“工笔”的手法,将每个洞窟的形制、壁画纹样和典故,甚至是人物的神态、手势等细节都真实刻画出来,让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信任感——千年敦煌的苍凉厚重扑面而来,石壁上斑驳的色彩和粗粝的纹路仿佛触手可及。书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则使漫覆黄沙的历史和文物变得鲜活起来,凶徒、画匠、商人、刺客,千年时光里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是无法被历史一一记录的。作者运笔为铲,以想象为凿,开掘出那些深埋于历史中的沉默灵魂,让他们鲜活地站在壁画之前,和千年后的读者遥遥相望。《敦煌变》成为我们认识敦煌、理解敦煌的另一种路径:当千年前的工匠心事和千年后书写者的心意在石壁前交融,我们得以隔着漫天黄沙,看清跨越千年不变的人性温度,读懂敦煌这片土地藏在石壁之中、从未衰竭的生命脉动。

            这种“实”的感觉首先来源于作者对史料的积累与细致的实地考察。邱华栋出生于新疆昌吉,后外出求学、工作,对于西北大地来说,他是“归乡者”。他曾多次谈及自己的一个梦:“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远远看着巍峨的博格达峰。那个少年就是我自己。醒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50岁的人,但也突然觉得,我好像有了能够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可见为曾经的西域著书已刻进他的无意识。正基于此,作者曾十数次赴敦煌,亲身遍访各洞窟,触碰石壁的纹路,观察壁画在明暗变化中呈现出的不同神采,正是这种深入扎实的实地考察,才使得小说中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细致且清晰,一座座洞窟,一幅幅壁画仿佛跃然眼前,而非仅仅是对史料及前人的模仿和转述。

            此外,这种真实感也来自作者数十年扎实的史料积累。《龟兹长歌》《空城纪》等小说写作时,邱华栋已经对西北区域史、敦煌史做了大量研究,从洞窟开凿的时代背景到壁画的构图寓意,再到不同时期敦煌地区的地缘文化、职官、民俗,他都信手拈来,这些沉淀下来的知识最终自然融入文字中。即便有了如此充分的准备,作者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历史的解说者,而是以一个行走者、探访者的身份,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敦煌,铺展在读者面前,让这份“实”从书本里晕染出来,直抵读者的感官。正是这份扎实,给了虚构故事扎根生长的土壤,让所有虚构的悲欢显得合情合理。虚实在这里不再是割裂的两面,而是慢慢晕染交融,最终拼成一副完整的敦煌面孔。

            真实之感奠定了小说的基调,而虚构作为小说的内核则展现了作者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首先,小说时间跨度为公元3世纪至今的约1800年,对历史的叙述并不是按时间线索依次展开,而是以特殊事件、人物来指涉历史阶段,如“第420窟,一个士兵”以战事反映唐中宗李显时的军事与边防状况;“第156窟,一个刺客”中的张议潮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将历史时空带入晚唐懿宗时期收复西域失地的重要历史节点。这种以点代面的叙事方式,刚好和洞窟壁画以个体故事承载时代印记的特点不谋而合。作者将宏大历史脉络隐藏于十段小人物的命运里,每一个虚构故事都和真实的壁画内容形成互文,壁画里的神性故事落进人间,变成普通人生存的选择与考验,千年壁画不再是仅供瞻仰的文物,反而成了照见人性的镜子。

            在整体结构上,《敦煌变》虽是关于十个洞窟的独立故事,但每个故事之间又相互交织、串联,如出现在起始和终章的赵娉婷,她既是形成回环结构的关键连接扣,同时又像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中贯穿全文的“次仁吉姆”一样,代表了一种生命的轮回和精神的永恒。再如第八章提及的张、索、阴、曹、李、令狐等士族大姓,都在其余章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第一章中的令狐安、第五章中的阴月娘等。这种跨越千年的回环呼应,恰恰暗合了“敦煌变”中“变而不变”的内核:洞窟的色彩在风沙中慢慢晕染斑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了又走,历史的格局不断更迭,可藏在人性里的选择却从来没有变过。正是因为这份追求和坚守,让我们明知故事是虚构的,却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

            在具体的故事中,也隐藏了作者高明的叙事技巧。如“第420窟,一个士兵”讲述“我”与突厥骑兵的打斗,如同亲眼见证般将荒诞与残酷交织在一起。此后的故事中,“我”明明已经死在了戈壁的风沙里,灵魂却依旧循着方向找到了洞窟,亲眼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功德碑上,这一死一生的虚实交织,既写出了戍卒埋骨黄沙的悲剧命运,也让那洞窟里沾着的英气与血色变得格外动人。

            《敦煌变》继承了《空城纪》中的孤独感与历史感,同时作为邱华栋“西域写作”的重要板块,凸显了虚实相生的叙事特色。正是这种以实筑底、以虚填色的写法,让《敦煌变》超越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局限,不追求还原所谓完整的历史真相,而是从被宏大历史忽略的缝隙里,打捞起那些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让我们在虚实交织中,看见敦煌之美不仅仅存在于文字和壁画中,更在于人性的底色与信仰的传承,这便是这方土地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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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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