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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的神鹿 跨越二十二年的敦煌之梦

        作者:杨晨曦2026-10-25 09:26:19 来源:美术报

            (1/4)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北魏)

            (2/4)《九色鹿》分镜台本手绘图

            (3/4)钱家骏与《九色鹿》剧组创作人员研究造型和影片风格

            (4/4)赛璐珞《九色鹿》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九色鹿》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1958年初,中国动画的元老之一钱家骏成立了《九色鹿》摄制组,他带领剧组成员参考敦煌壁画进行动画片的前期设计。该片的文学剧本则在更早的1955年,由敦煌专家潘絜兹撰写。

          一波三折的重启之路 为了什么

          钱家骏1935年毕业于苏州美专,曾在战乱中创作过抗战题材的动画片《农家乐》,新中国成立后又作为主创在《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骄傲的将军》《牧笛》等作品中积累了深厚的创作经验。然而,《九色鹿》生不逢时——1958年5月,包括《九色鹿》在内的数部影片皆被叫停,这一停,就是22年。

          22年间,钱家骏亲眼目睹了民族文化遗产遭受的劫难。1980年,时年64岁的钱家骏退休在即,厂里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询问他是否还有什么心愿未了。他立刻提出“还是想将九色鹿拍成动画片”。

          十年浩劫刚过去没多久,许多人在精神上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与创伤——那个时代的许多灵魂是“躁动”的:传统的断裂、价值的真空、对美的饥渴。而敦煌,作为中华文明的宝库,其壁画作为这个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那个年代并不为大众所熟知。钱家骏选择在这个时候重启《九色鹿》,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他试图用一部充满神性之美的动画片,去填补那个时代观众精神上的某种空缺。

          为了这份迟到的敦煌之梦,1980年6月,钱家骏带领胡永凯(人物设计)、冯健男(背景设计)、汪伊霓(绘景)以及荆江(福建电影制片厂实习生)一行5人,从上海出发,途经北京、兰州、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在敦煌整整23天,他们克服水土不服与住宿条件的艰难,从日出到日落临摹壁画。冯健男回忆,当时颜料短缺,土黄颜料没了就用敦煌的黄土掺水替代;纸张容易破损,就用结实的高丽纸替代,正好能表现敦煌壁画的厚重感;窟内没有光线,就用高丽纸铺在窟洞口反射阳光照亮壁画。结束敦煌之行后,又绕道乌鲁木齐等地参观博物馆,前后经历约两个月。同年8月,戴铁郎进组作为钱家骏的副手,携原画设计、摄影、作曲等人员再赴敦煌采风约半个月。10月,杜春甫与动画设计组前往九华山和杭州鹿场采风写生。

          1980年代重启的剧组,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关键的“精神转译”。剧本削弱了故事中业报轮回的成分,将重点转向九色鹿助人为乐、救人于劫难的大爱精神,歌颂真善美的高尚情操。这种从“业报轮回”到“大爱无疆”的主题转译,背后是时代的深层需求。1980年代初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因果报应的训诫,而是关于爱、关于善、关于舍生取义的直击人心的感动。九色鹿的神性,正是通过这种“明知被背叛,依然选择善”的选择而得以升华的。它告诉躁动的灵魂:善不必计较回报,善本身就是目的。

          “神性之美”的视觉

          与听觉建构如此可感

          如果说剧本的转译赋予了影片“神性之美”的灵魂,那么美术设计的处理则赋予了它具体可感的银幕形象。

          影片的美术风格明确参照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壁画风格。这一选择在1980年6月的敦煌之行中由钱家骏与胡永凯、冯健男商定。北魏壁画的整体风格凝练粗犷,“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处理方式,给了剧组极大的启发。

          冯健男将采风、研究、临习的成果转化、提炼到画面上:山体与树木的处理借鉴敦煌北魏壁画的造型手法与构图方式,呈粗犷风格;九色鹿奔跑时,前后山峦既是空间移动的参照,又是场域转化的界线——这是对壁画中山川作为故事隔断屏障手法的一次巧借。特别在人物与山体的比例上,动画片经常出现“鹿大于山”的情形,这正是对传统壁画中“人大于山”造型习惯的吸收,而且还能将九色鹿的神性视觉化。当国王率领军队冲进山林时,山中各种动物原本贴于山体上代表隐于山林,军队逼近时又突然跃出山体慌乱奔走——这一巧思既是对敦煌壁画“物景合一”处理手法的回应,也是动画本体特点的精彩表达。

          人物设计方面,九色鹿的基本造型源自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北魏)。如何让这种凝炼粗犷的鹿王造型与真实鹿的动作衔接起来,并保持动作的优美性,是钱家骏最重视的问题。他专门邀请善画动物的杜春甫进组。最具记忆点的九色鹿皮毛花纹,胡永凯将其概括为几个弯月形的色块,并不固化于“九”色——既便于绘制,又特征鲜明。这一造型影响深远。

          此外,影片特别在首尾加入了两段敦煌石窟的场景,使整个影片“始于敦煌,收于敦煌”——这种结构上的“框”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指涉:影片本身就是敦煌壁画的一次现代转译,它邀请观众记住敦煌、走进敦煌。

          听觉方面,《九色鹿》由蔡璐与吴应炬共同作曲,使用了当时比较新潮的电子乐。电子乐的奇幻感与传统色彩浓厚的画面配合,营造出奇妙的视听空间。

          《九色鹿》最终在1981年4月完成,共绘制原动画近2万张、背景200多张,同年11月送审通过。当它终于在1980年代初与观众见面时,许多经历过浩劫、内心躁动的灵魂,第一次在一只神鹿的舍生取义中,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神性之美的抚慰——那是善的力量,是美的救赎,是一个古老文明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向她的孩子发出的最温柔也最庄严的召唤。

          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九色鹿》所传达的这份大爱与真善美,依然能够穿透喧嚣与焦虑,给予观众温柔的心灵抚慰。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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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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