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更新的微尺度层面，公共艺术往往以细节化的空间介入方式发挥作用。它可能是一段由旧材料转译而成的叙事性肌理，一处与日常生活节律相关的微场景，抑或是一种引导身体经验的空间营造。这些介入方式形成一种“低姿态的空间生成力”，通过强化与环境的互文性，将在地文化从宏观叙事中释放出来，让公众在不经意的日常经验中完成对城市的重新辨认与情感归属。公共艺术在此意义上不是“设定意义”，而是“开启意义”，它为公众提供了介入城市记忆的方式，使文化认同在微小体验中积聚。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的发展使公共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能力。从光影与投影技术，到沉浸式感官体验、城市屏幕系统与人工智能生成，数字媒介正重新构建公共空间的新界面。技术不再只是呈现手段，而是成为空间事件的结构性因素，使艺术能够突破物质界限并生成新的感知维度。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公共艺术呈现的内容更具流动性、可变性与交互性，使城市空间的公共性被重新定义。然而，“新技术是否削弱了艺术的物质性与身体性”成为讨论的关键议题。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并非取代了艺术的身体经验，反而成为身体的延伸，使感知能力被扩展至多感官、多维度的体验场域。在这一框架中，公共艺术通过数智技术形成新的互动关系，使观者的身体行为与城市的运行机制共同构成体验的动态结构。技术在此意义上强化了艺术的在场感，使体验从单向的审美观看转向共时性的参与过程。另一种观点则提出警示，认为过度依赖科学技术可能导致艺术体验的扁平化，使视觉效率压倒物质复杂性、身体感知与手工劳动所蕴含的审美厚度。以“高效”为目标的数智技术逻辑，与艺术所需的“慢价值”之间存在相互排斥力。如果公共艺术被过度技术化，城市空间可能趋向单一化、程序化与快速消费式体验，从而损害艺术所促生的沉思品质。
数智技术并不能自动生成文化意义。技术的价值取决于它被如何使用，文化深度依赖艺术家与策划者的判断与选择。如果技术只是被简单应用于表层视觉呈现，其文化功能便会被削弱，甚至成为城市商业视觉的一部分。然而，当数智技术被置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经过重新转译和阐释，它又能够与传统审美、历史纹理和在地文化价值共存，从而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文化再生产。
在数智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公共艺术如何在保持其文化深度与身体经验的同时，吸纳技术带来的全新可能性？答案也许在于“有效性”的重新理解。当数字媒介以极高效率组织信息与视觉时，艺术必须强调其非效率的一面——即留白、延迟、物质的阻力、手工的痕迹以及经验的不可复制性。这些“低效”的元素构成艺术的独特价值，使其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结构中仍能提供沉思的空间与时间。
由此可见，公共艺术在未来城市中应同时推进两条路径：其一是基于在地文化的深度介入，通过空间微介入、情境叙事与关系建构，使城市文化在具体空间中得以重新激活；其二是以数智技术为感知与体验的扩展工具，通过构建新的城市界面与互动机制，使公共艺术的表达获得新的尺度与可能性。唯有在文化深度与技术扩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公共艺术才能在数智时代的城市更新中发挥长效作用，构建具有公共价值、情感温度与未来意义的城市文化景观。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研创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