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家父教导，做人要做坦荡正直人，写字要写端正方块字，故五种书体中，楷书具有端庄平和的仪态气度，可供楷模规范的人文内涵，与传统儒家哲学、伦理与审美契合，为我之最爱。志学之年，初师乡贤李滋厚先生，后入杨明臣先生门下，确立以楷书作为书艺的主动追求与选择，再后来，承蒙顾亚龙先生提点，揣摩经典之余，也时常研读历代书论，渐渐了解了人品书品论的源流与内涵。
有关人品对书品影响的论述，最早见于东汉杨雄《法言·问神》：“弥经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睧睧，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至唐，论者颇多。唐太宗言：“心正气合，则契于妙。心神不正，气则欹斜。”柳公权有“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
宋代，此论更为显著。朱长文《续书断》序说：“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苏轼亦有：“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明项穆进一步阐发，将此论推向顶峰。他提出“心相”说，认为“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他又说：“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这不仅在说明艺术家的主观气质、心理特征可以决定书法风格、精神境界，甚至道德品质也会对艺术高下起决定作用。
纵观中国书法史，书法在中国人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文化和人生处世的哲学。自魏晋，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家在提升书法美学品格的同时将之人格化，形成在理想人格与审美领域共存的自然观。具体地说，王羲之在书史上至高无上的“书圣”地位不仅表现在书法一“艺”，更是人们对其理想人格的接受，甚至超越了对其书艺本身的关注。至唐，颜真卿在家国危难之时，展现出坚忍不拔，忠心报国的崇高品格。他以儒为身、任责天下的价值追求与正大敦严的书风完美契合，树立了儒家理想人格和书法风格统一的典范，成为王羲之之后“书统”的重要继承人。王羲之、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发展的两座丰碑，也是人品与书品合流的书学人格道统典范。
当代书法家应接续前贤旗帜，不断锤炼自身涵养修为，不断加深对传统书法和传统文化的深入把握；在继承这门古老而深邃的传统艺术的同时，把握国运隆昌，盛世太平的时代之音，在纠正流俗、正本清源上做出表率，探索创造展现正大气象的书法新貌，以书法之名让人民群众感悟并认同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艺术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