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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故宫及明清时代的建筑艺术

        作者:核实中..2010-05-17 17:32:45 来源:中国建筑家网

          一、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新发展



          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又获得不少新的成就。现存众多的遗迹为研究考查此一时期的成就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明清两朝在元大都基础上,对都城北京进行大规模修建,北京宫殿成为古代建筑艺术之范例。明清时期手工业商业相当发展,特别是太湖区域及沿海地区城镇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地区的特色日益显著。这一时期对外接触也日益频繁,建筑上各民族间风格技术的互相吸收与融合,中外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这一艺术领域的发展。

          明代砖的生产量增大,并在建筑上大量使用。州城府县的城垣,甚至千余公里的长城,都用砖包砌。琉璃瓦生产的数量、质量、色彩、装饰也超越前代,建筑上的砖雕彩饰等亦日趋丰富,即使是朴素的民居也常在灰墙白壁及简朴的造型中取得雅素明净的艺术效果。

          建筑经验的长期积累,使这一时期的建筑,特别是官式建筑趋于标准化、定型化,有利于保证建筑质量,加速施工进度和估工算料,是建筑艺术技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帜。但定型化标准化也常限制了进一步创造。优秀的民间匠师常在造型布局上加以变化,特别是园林设计及地域性建筑上出现了新的面貌,为建筑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二、北京城和宫廷建筑群



          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成就,突出的体现在大城市的规划和宫廷建筑群的营建方面,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例为北京城及宫廷苑囿的建筑。

          明代初年原定都南京,大都为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统辖的地区,后更名北平,元故宫在明初曾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但公元一四○三年朱棣取得帝位,迁都北平,在元大都基础上进行了延续十五年的大规模重新营建工程,至公元一四二○年才竣工。其后又经明清两代帝王陆续修建。明清北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四重城垣(外城系在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五三年增建),内城大体呈方形,东西长六·六公里,南北五·三公里,城墙包以砖石,四周建有九座城门,城门都设有箭楼和瓮城,绕城有护城河,坚实严密。宏伟庞大的皇城及紫禁城位于内城前方的主要地位。在全城中轴线的主要部位,即自永定门开始到钟鼓楼为止长达七·五公里的中轴线上,布置营建了一系列政治性宫廷建筑群,构成庄严富丽的画卷。

          自永定门(外城正南门)进入是长达三·一公里的正阳门大街,东西两旁建有天坛、先农坛两大建筑群,正阳门大街笔直宽阔,两旁店铺林立,市招辉映,大街的尽头是内城的正门——正阳门。正阳门前边建有玲珑的五牌楼和横跨在护城河上的白石桥,和巍峨的箭楼及正阳门城楼相衬托。正阳门内是短阔热闹商贾云集的棋盘街,不远即是皇城区域的大明门。从永定门到大明门构成都城繁盛景象,是画卷的前奏。

          皇城从最南端的大明门开始,大明门里是封闭的“T”形宫廷广场,由红色宫墙环绕,沿墙两旁建有百余间黄瓦红柱的千步廊,墙外则是五府六部的衙署,宫墙延伸到广场北侧向东西展开,使巍峨壮丽的承天门(即天安门皇城正门)突出地展现出来,在进入皇城后建筑即显示出非凡的气势。

          由承天门经端门又进入宽敞的午门广场,午门是紫禁城正门,造型复杂精巧庄严华丽(图382)。午门内的宫廷区域分为前后两部,前部是以太和门内的太和殿等三大殿为主的外朝,即封建帝王行使最高权力的场所(图381);后部以乾清门里的后三宫为中心的内廷,是帝王后妃进行日常统治及生活的区域。特别是三大殿的建筑,在宫廷中规模最大,造型装修又极其庄丽,以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也是全部建筑的高潮部分(图383)。宫廷的最后是布置亭台馆榭奇花异石的御花园。神武门(紫禁城后门)外有高耸的景山,成为宫廷的屏障和全城的制高点,景山西部是碧波荡漾的北海苑囿,穿过景山主峰可达地安门(宫城后门),地安门外又是笔直的大街和繁闹的市场,大街尽头的鼓楼则构成中轴线结束时的一个顶点。

          北京城,特别是宫廷建筑的设计与营建,体现了明清建筑的最高水平,它通过平面布局及立体造型,并结合雕塑、彩画、装修等多种因素,把政治、宫廷生活的实用需要和主题思想巧妙和谐地融为一体,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同样是城楼,正阳门前面的箭楼纯由砖石垒成,坚实凝重,具有军事堡垒性质,而箭楼后边的正阳门城楼则木构重檐画栋雕梁,极力渲染帝都的富丽堂皇。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建立在庞大的红色城台上,重檐歇山顶,下边五个城门,门前是金水河和五座白石桥,还点缀了华表和石狮,门前封闭的广场和外界隔绝造成严密尊贵的气氛,而形成另一境界。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城墩座平面呈■形,上建庑殿顶城楼及四座崇阁并用廊庑连接,构成庄严而华美的“五凤楼”,宫廷内部千门万户造型上各有千秋:外朝的太和门是太和殿的前奏,门前院落宽阔宏伟,弯曲的内金水河上横跨白石桥,下面流水淙淙。太和门建于白石台基上,左右衬以崇政、宣政两门,呈对称状;东西六宫的院门有的有五色琉璃装饰成美丽的图案,形成生动的景象。

          殿堂建筑在宫廷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同样具有丰富的形象与构思。外朝三大殿是宫廷建筑的最主要部份,建于工字形的三层高大的白玉石台基上,前面是占地二·五顷的宽大院落,东西有体仁、弘义两阁,四角又有崇楼相衬。三殿在造型上又有变化,皇极殿(太和殿)是举行国家隆重大典所在,面阔十一间,黄瓦重檐庑殿顶,殿内中部有六根金漆圆柱,正中是雕镂精巧的御座,顶上是盘龙藻井,殿前石台上有龟鹤日晷嘉量等带有祝颂性质的雕刻装饰,殿内外的装修布置都是最尊贵的形制。华盖殿(中和殿)是皇帝上朝前休息的便殿,规模较小,采用亭形四角攒尖顶,谨身殿(保和殿)开间与太和殿相同,但采用重檐歇山顶。三大殿的彩画、梁柱、石栏杆、台阶陛石都大量使用龙凤图案,气势森严,处处体现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宫廷建筑的色彩也非常讲究,金黄耀眼的琉璃瓦与蓝天相映,屋檐下衬以蓝绿色为主的彩画,下边是红墙朱户,白石栏杆与台基,具有强烈明快的色彩效果。许多建筑部件非常精美,如现存保和殿后御路的云龙大石雕、太和殿的宝座、乾清门外的鎏金铜狮、皇极殿外院的琉璃九龙壁,甚至须弥台座为排泄雨水而设计的螭首雕刻等,都相当精巧细致,体现了高度的工艺水平。

          皇家修建的坛庙建筑在北京城建筑中也占有较突出地位。坛庙具有神权与政权相结合的特点,但在建筑形象及设计构思上同样体现了那一时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技巧。

          天坛是北京城坛庙建筑中气势宏伟而艺术性最高者,始建于永乐四年,至明嘉靖又经改建成现在规模。天坛为皇帝祭天及祈祷丰年之所,幅员广阔,占地达二八○公顷,在南北中轴线上排列着两组使用目的不同的建筑群。南端以祈天的圆丘为主,北端主要为祈祷丰年用的祈年殿,两组建筑间以高出地面二·五米,宽二○米,长三六○米的海漫大道相连接,大道以下两旁大部分空地遍植柏树,以森严静穆的气氛,把高出地表的神道上的建筑衬托得更为注目。

          中轴线最南端的圜丘是皇帝冬至时祭天场所,全部用汉白玉石砌成,石坛共三层,圆形露天,下层直径五五米,每层都有石栏杆围绕,石坛四周有两重围墙,内墙平面呈圆形,外墙作方形,整个建筑造型单纯洗炼,效果庄严开阔,色彩以白色为主,造型上层层收缩,给人以崇高之感。

          天坛中最为成功的建筑群为祈年殿,建筑在三层高大的圆形白石台基上,大殿平面作圆形,三重檐逐层向上收缩,深蓝琉璃瓦金顶,红柱彩画,造型稳定,色彩绚丽,通体用木构承接,在艺术上技术上都是极为高超的杰作(图386)。

          另一有特色的坛庙建筑是位于天安门东侧的太庙。太庙殿堂具有宫殿的宏伟,用了大片古柏簇拥以造成神圣静谧气氛,从地势到建筑规格布局设计都显示着它尊贵的地位。

          明清时期在北京城内外还修建了不少宗教性建筑,如著名的正觉寺、碧云寺、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雍和宫、西黄寺等都各有特色。正觉寺俗称五塔寺,建成于明成化年间,清乾隆时重建。寺中建有由五座密檐方塔组成的高达十六米的金刚宝座,塔四周雕有天王、狮子、孔雀等,精工生动(图385)。碧云寺后建于乾隆年间的金刚宝座塔也是仿正觉寺塔形制的。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在西黄寺修造的清净化城石塔,是为了纪念乾隆时逝世于北京的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六世而建的,由基座正中的一座高大喇嘛塔和四角配以四座八角小石塔组成,也是属于金刚宝座塔形制。这种塔基本形体起源于印度,但其间又融合了西藏喇嘛教和汉族建筑艺术,以多变的造型构成庄严华丽风格。

          雍和宫为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原为胤祯(即雍正皇帝)作亲王时的府邸,雍正登基后改为喇嘛庙,乾隆时又重加修缮,整个建筑布局严谨,殿堂富丽。最大的建筑为后部之万佛阁,重檐三层,并自第二层用飞桥与两旁的永康阁延绥阁连成一体,匠心独运,极为壮观。

          位于郊区寺院大多点缀有优美的园林庭院,不少庙宇佛像法器也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如卧佛寺的元代铜卧佛、法海寺的明代壁画、觉生寺的明代古钟、雍和宫万佛阁内的十八米高的白檀木雕大佛、碧云寺的五百罗汉木雕,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三、园林艺术的繁盛



          我国造园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三代时期已有供帝王狩猎之苑囿,秦汉以后,除建造宫室外,兼及注意供游赏的宫廷园林。唐宋之御苑当以宋徽宗营建之延福宫及寿山艮岳最为宏伟。而私人园林于六朝唐宋亦有很大发展。古代园林建造大多与享乐生活有密切关系,然而经过历代匠师的创造,以人工设计建造天然优美的景物,点缀环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生活需要,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出现了繁盛的局面。皇家苑囿和私人园林的数量、规模都大大超越前代,特别在绘画、诗文影响下,在意境设计、气氛渲染上有着不少值得重视的创造。

          明清两代皇家在建造宫殿同时,以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不断地营建园林,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而达到高潮。皇家园林集中于首都北京,有附属于宫廷的御苑(如故宫御花园、乾隆花园及三海),也有建立在郊区风景胜地的离宫(如颐和园、圆明园等)。此外,在某些地区还建有行宫,其中承德之避暑山庄,尤具有巨大的规模。

          包括现今北海在内的西苑,是明清时代皇城内规模最大的园林,它的历史可以远溯到辽代在这里建立“瑶屿行宫”,金大定年间又疏濬水道扩大湖面,将挖出泥土堆成小岛,并沿湖修建离宫。元忽必烈以这里为中心,修建大都,将宫阙建筑排列在太液池的东西两岸,巧妙地将巍峨的宫阙和旖旎秀丽的水上风光结合在一起,使这里成为皇城内御苑。明清两代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营建亭台阁榭,堆山叠石,使景色更加秀丽宜人。

          西苑风景区是利用天然条件,以人工点缀美化环境的古代园林范例。全园以水为主,以高耸的琼岛白塔为中心。自琼岛前方观览,巍峨的团城和葱茏的琼岛上殿阁相连,金碧辉煌,自湖北岸遥望,碧波荡漾,琼岛及白塔浮现湖上,长桥卧波,湖岸蜿蜒,一洗宫廷庄严呆滞之感而仿佛进入仙境。沿湖除北岸几组梵刹殿宇外,基本上是平缓柔和的轮廓线,散落布置着造型精巧参差错落临水而建的五龙亭、华丽庄严的小西天、天王殿、东岸一带更有清幽的濠濮涧,雅致优美的画舫斋等,构成为具有特色的“园中之园”。

          明清皇家的离宫主要在北京西郊一带。这里山峦起伏,水道纵横,经过历代开拓经营而越发秀美,佛寺禅林园林别业点缀其间,早就成为贵族文人宴游咏唱的胜地。又经明清两代大力兴建,特别是清代在这一带大规模的施工几无虚日,涌现出著名的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即颐和园)等“三山五园”。其中现今保存最完整和规模最大之园林为颐和园。

          颐和园地处北京西北郊,距城二十华里,附近玉泉山有清冽的泉水,金代时山上即建有行宫,玉泉山泉水汇成瓮山前的大片湖泊(七里泊),元代时曾由此引水到大都,对运输及京都用水起过重要作用。明代称七里泊为西湖,瓮山前有长堤直延,山上建有圆通寺,湖中遍植莲菱,远处西山隐然如画,湖光山色,宛然有江南意趣,已成为人们流连忘返之处。清乾隆皇帝为了给其母庆贺六十寿辰,开始了以瓮山西湖为主体的清漪园大规模营建工程,并将瓮山更名万寿山,西湖名为昆明湖。清漪园的修建共用十五年时间,其间扩展了昆明湖面积,傍山临湖大兴土木,又在后湖沿岸修建仿江南的临水街市,基本上具备了今天的规模。造园耗费大量财力,在一八六○年、一九○○年两次遭到英法联军及八国联军的焚烧洗劫,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又两次挪用巨款进行修复,并更名为颐和园。

          颐和园作为封建皇帝的离宫,集当时南北园林建筑之长而兼备宫廷、庭园之特色。全园包括以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乐寿堂、玉澜堂、德和园等生活区及以万寿山昆明湖为主的湖山游览区。政治活动区及生活区建设基本上是严谨的殿堂形制,装修布置豪华富丽,但院中布置假山遍植花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宫廷严肃呆滞的气氛,与园林相映成趣。

          万寿山和昆明湖是全园的主体,占据了绝大多数面积,较成功地利用天然地势精心进行了点缀营建。万寿山是全园制高点,隆起于昆明湖北岸,在前山从下到顶布置了一系列气势宏伟的建筑群,层层排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从山腰的排云殿至山麓的佛香阁智慧海而达高潮,在中轴线主体建筑的两旁还布置有不同风格的亭台楼阁,登之可鸟瞰全湖景色(图387)。这些富丽的殿阁,以精美的形制和鲜明的色彩与山势和葱绿的树色相结合,构成壮丽优美的形象。而横贯山下的一条七二八米的彩画长廊象一条彩带一样将湖山游览区与生活区连贯起来。万寿山前的广阔的昆明湖,碧波荡漾,又筑以长堤将湖面分为三部,堤上遍植桃柳,又布置种种不同风格的桥,在形象及色彩上都增添了变化。纵目西望,玉泉及西山诸峰尽收眼底,巧妙地将园外景色收入园内,用借景手法扩大了视野,使景色更加壮美。

          颐和园后湖后山古树参天,曲径通幽,与前山相比别有清幽境界,这里山上原建筑有藏式庙宇,临湖有仿江南市肆的街道也都别具一格。颐和园湖滨及环山还布置了许多精巧的亭榭及优美庭院,特别是位于后湖东端的谐趣园,园中池水清澈,周围用曲折的游廊连接亭台楼阁,系仿自无锡寄畅园,具有江南特色。

          遭到八国联军焚烧破坏而成为一片废墟的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中难得的杰作。圆明园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以后一百五十多年中续有修建。包括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部分,共占地五千多亩,有风景点一百多处,被誉为“万园之园”,从规模及建筑艺术水平上都超过颐和园(图388)。

          圆明园建筑形式丰富多采,布局设计灵活生动。其中有供皇帝朝会的正大光明殿及官员的朝房,景色开阔的九洲清宴,湖面浩茫的福海,海中有按宋赵伯驹《仙山楼阁图》画意设计的蓬岛瑶台,园中还有包括300多间游廊殿宇的宗教建筑舍卫城,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文源阁,刊刻淳化阁帖的淳化轩,娱乐演戏的同乐园,仿江南市肆的喧闹的街道和仿农村景物的北远山村。其他如仿杭州西湖、苏州狮子林、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等名迹建造的景物更是举不胜举。值得注意的是圆明园还建造了西洋式的建筑群,并覆以中国式的彩色琉璃屋顶,楼前安装人工喷泉,将中西建筑形式成功的加以融合。这些不同的景色被匠师们巧妙而协调的分布于园内,各带有庄严、富丽、活泼、清幽、纯朴、雄奇、平淡、新奇等特色,与自然环境相结合,构成绝妙的天然图画。

          圆明园在清代帝王生活中有特殊地位,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此园居住,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在优美的宫苑殿阁中所收蓄着文物书画珠宝奇珍,成为宏伟富丽的艺术之宫。

          位于河北省北部的承德,是清代帝王夏季避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方。承德北部的山区森林密布,又是清代帝王秋季狩猎的极好围场。因此,从康熙到乾隆的八十余年在这里建成了宫廷、园林、庙宇相结合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由于这里群山环抱,奇峰叠出,景色雄伟,幅员宽阔,因此富有另一番天然意趣。山庄的宫殿区,以澹泊敬诚殿为中心,采用木结构,不加彩饰,在隆重庄严的造型中具有古朴的风致。以热河源构成的湖区风景,多数模仿江南景色,而北岸平原区的万树园古木参天绿草成茵,麋鹿成群,具有天然野趣,清帝每在这里搭设毡包篷帐野宴蒙古王公贵族。庄外东面和北面的山麓分别建有溥善寺、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象寺、广安寺等,其中普陀宗乘之庙系于乾隆三十二年仿拉萨布达拉宫样式建成,是在准噶尔叛乱平定不久,为接待青海新疆各族上层人物而建(图389)。须弥福寿之庙系乾隆四十五年为了接待后藏宗教首领班禅六世到承德朝觐,而仿照他在日喀则居住的扎什伦布寺的形式兴建的。这两庙在外八庙中规模最大,分别仿前后藏喇嘛寺庙的风格,并融入汉族建筑艺术,以大红台为主体,鎏金铜瓦顶,风格独特,蔚为壮观。

          私人园林在明清两代也有极大的发展,一些官僚士大夫巨商富户的深宅大院之中常有精致的园林池榭,风景幽胜处又建有别墅。他们或装点山林,或优游林下以娱晚年,因此,择地叠石造园蔚然成风。特别是在经济繁荣达官文人荟萃之地苏州、扬州、无锡、松江、杭州、嘉兴一带更为发达。前代园林得到修整与改建,新修园林争奇斗胜,私人造园出现前代未有的盛况。

          苏州在明清为工商繁盛,文人荟萃,诗文书画及工艺美术异常发达的城市,名园众多为各地之冠。如沧浪亭(始建于宋),狮子林(始见于元),拙政园、留园、五峰园(始建于明),怡园、耦园、网师园、鹤园等(均始建于清)皆比较完整的保存到今天,致使苏州成为世界著名的美丽的花园城市。扬州在清代为盐商聚集之所,又是文人云集之地。清帝数次南巡,大事铺张,更促成此一地区园林之繁盛,至乾隆时自扬州北门沿瘦西湖至平山堂一带,楼台相接,园林相望,花香鸟语,箫鼓楼船,城中名园亦不下数十,此一盛况在《扬州画舫录》一书中可见其胜概。今存之瘦西湖各风景点及城中个园等犹见其水平高超。其他如上海之豫园、南翔之古漪园、北京之勺园、漫园均为著名之园林。

          园林为综合艺术,其间又融合绘画、书法、诗歌、工艺诸因素,取自然之势加以人工之创造点缀,成为优美之游乐环境。山明水秀之郊野(如北京西郊,扬州瘦西湖、杭州西湖)可建优美之园林,尘嚣喧闹的都市城内也能以巧妙的手法择地度势叠山引水,创造出“城市山林”的清幽环境,如苏州诸园林即具此特色。私人园林不若皇家宫苑占有广阔之地,但更注意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丰富的景区,以创造动人的意境及无穷的变化,如入园处必曲径通幽,穿过花石小院渐入佳境(图390)。园内以重重庭院及花石分隔景区,布置以水为主点缀亭台桥榭创造平淡清新之境(如苏州拙政园),或堆山叠石奇峰罗列林木萧森,出现清奇之丘壑。又根据生活、游赏不同需要布置观赏、居住、品茗、宴游、小憩之建筑,考虑四时晨昏风雨包括流水声响竹影摇曳所产生之效果,对一台一阁一亭一轩甚至门窗家具的形制设计都极为考究,更由名人题咏集联,以诗歌书法点缀而引人玩味,在造型、色调、园艺多方面要求达到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叠石在明清造园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优秀的叠石作品要求依地势高下创造丘壑,妙在开合变化取境自然,或雄奇,或浑厚,或玲珑,或奇巧,或峭拔,或平淡,或依墙而叠,或临水而筑。有的点缀疏竹小树如倪瓒绘画小品,有的山石浑厚,草木华滋宛然黄王气魄。不少叠石名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诗画修养,从遗存至今多种风格的园林叠石中也可看到与绘画的相互影响。



          四、明清时代的建筑家



          明清建筑艺术耗费了大量人民血汗,也是无数匠师智慧的结晶,他们大都有精湛的技艺和高深的艺术修养。其中有的出身于劳苦阶层。

          元代建造大都达十八年之久,征调民工数万人。在迁都择地及规划设计上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曾作出贡献,水利学家郭守敬在勘测和解决大都水系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建筑大都的能工巧匠多已失考,当时的石雕多出于河北曲阳的石匠,据知有杨琼、王道、王浩等人。参加大都建筑的还有少数民族及外国工匠,如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主持营建殿堂衙署很有法度,当时大都建筑也融合有域外风格。

          明代北京宫廷主要建筑历时十五年,集中二、三十万人之劳力,零星见于记载之工匠则有:瓦工杨青,木工蒯祥、蒯义、蒯纲,工艺师蔡信等人。杨青系松江人,有精思巧艺。吴县木工蒯祥技艺超群,人称“蒯鲁班”,他至弘治时已八十余岁仍在京师供职。嘉靖时重建宫殿则有优秀木工徐杲。明末清初的梁九、清代的雷发达及其子孙也都是营建巧匠,特别是雷家善于设计及制作模型,人称“样式雷”。

          明清园林之设计人材多集中江南一带,以叠石著名者有计成、石涛、张涟、戈裕良等人。

          计成(公元一五八二——?年)字无否,吴县人,少时性嗜图画,宗荆(浩)关(仝)笔意,曾历游北方及湖北等处,后居镇江。由于他擅画并广游览,因而胸有丘壑,设计不凡。他于五十二岁时著有《园冶》一书,分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十节。其中门窗栏杆及铺地附有大量图示,掇山中有法无式,虽不附图,但其中讲境界,野致,叠石注意皴纹,仿古人画意,注意竹木搭配创造佳境。他又把借景分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并强调借景处理“为林园之最要者”,立论精辟,为专论园林艺术之完备论著。

          张涟,字南垣,江苏华亭人,明清之际叠石家。少时学画,善人像及山水,后来以叠石见长,所作大家名园甚多,善为平冈小坂,曲岸回沙带有自然野致的境界,经营设计时将山石林木屋宇及内部陈设统一考虑,不事雕琢而妙合自然。黄宗羲称赞他“移山水画法为石工,比之刘元之塑人物,同为绝技”。其子继其业,据说曾参加北京瀛台、玉泉山、畅春园等营建,颇有影响,人称“山石张”。

          石涛和尚为清初著名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载石涛“兼工叠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累石胜,佘氏万石园出道济手,至今称胜迹”。又据传他曾在扬州叠片石山房假山,高五六丈,甚为奇峭。万石园早已荒废,片石山房尚有遗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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