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关注生态，关注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和描写人类生存环境的文学；也有一些批评家借鉴了生态学的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文学理论、美学、语言学甚至整个精神领域进行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语言学和精神生态学体系。这些关注和研究，与国际学界的生态批评热潮形成了呼应。当今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整个人类文明和所有人的生存都受到严重的威胁。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绿色思潮的全球化，促使东西方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试图通过文学和文化批评来探讨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出路。考察一下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和成果，探讨一下当今生态批评的思想根源--古往今来最主要的生态思想，思考一下生态批评要继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思想问题，对推动我国生态批评参与世界性的生态思想对话，也许不无裨益。
一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进而又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在众多的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界定当中,最能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
生态批评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生态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的批评,就像精神分析批评或神话原型批评那样。其实不然。虽然有的生态批评家引用了一些生态学研究成果、环境科学研究数据,但从整体来看,生态批评里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不突出。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克洛伯尔对这一点有明确论述。他说,"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
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诚如乔纳森·莱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杰出的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作者还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了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某些当代文学作品。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伯尔在对西方批评界影响很大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将"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的"（ecological）概念引入文学批评。
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
1985年,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书：弗莱德里克·威奇编写的《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这本书对激发美国教授们开设有关生态文学的课程并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1年,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出版了他的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在这部书里,贝特也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他称之为"文学的生态批评"(literary ecocriticism)。 有学者认为,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 同年,现代语言学会举行研讨会,议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
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简称ASL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ASLE是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批评学术组织,在世界各国有会员千余人,在英国、日本等国还有分会。它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1999年和2001年的年会都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规模盛大。此外ASLE还经常举行小型研讨会,出版会刊,介绍最新的生态批评成果,发布"学术讨论问题清单"(The ASLE Discussion List)。
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 ( eco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 )，并对生态批评的特征、产生原因、批评标准、目的使命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
1995年6月,ASLE首次学术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会议收到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同年,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ISLE)出版发行。人们一般把ASLE的这次大会看作生态批评倾向或潮流形成的标志。同年,哈佛大学英文系的布伊尔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他以生态尺度重审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写出了这部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
1996年,第一本生态文学论文集《生态批评的读者》由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出版。这一著作被公认为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讨论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书后还列举并简介了截止1995年底最重要的生态批评专著和论文。格罗特费尔蒂女士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文学与环境教授"(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头衔的学者。这位内华达大学教授从事生态批评长达20年之久,是"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前任会长(现任执行秘书长),也是《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创办人之一。
1998年,由英国批评家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的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在伦敦出版。这是英国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它分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的历史和当代生态文学三大部分。理查德·克里治在论文集的前言里说,生态批评是"一门新的环境主义文化批评"。"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 同年,ASLE第一次大会的会议论文集也正式出版,书名为《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
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文'(ecoli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默菲认为, 国际化或全球化,是生态批评近年来发展的突出特点。目前,在英语文学的范围之外,拉丁美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区特别是日本、墨西哥、澳大利亚、尼日利亚、马尔他、爱沙尼亚等国的生态批评尤其显得突出。为充分展现这个突出特点,默菲主编出版了一部大型论文集,即1998年面世的、包含了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生态批评论文的《自然文学：一部国际性的资料汇编》。默菲说,"生态批评的发展需要对世界范围的表现自然的文学进行国际性的透视",而他主编的这部论文集"就是在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默菲还以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权威人士的口气对他的美国同行要求道："当然不必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批评家,但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员占有职位的所有院系,都应当把生态批评包括到所开设的课程里,即使是仅仅为了满足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兴趣和需要也要这样做。"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近十年来,美国大学里有关生态文学或文学与环境的课程戏剧性地猛增。例如, 布伊尔的那本广为学界引用的生态批评专著,就是在他为哈佛学生开设"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一课程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耶鲁,英文系从本科一年级到研究生阶段,都有相关的生态文学课程供学生选修。该系前系主任彼得森教授说,学生对生态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许多研究生把博士论文选题定在文学与自然这一生态批评领域。 内华达大学是全美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那里,云集着一大批以生态文学为专业的教授、访问学者和博士生。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生态批评的重镇。
1999年夏季号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共发表十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其中包括菲利普·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贝特的《文学与环境》和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后者将生态批评的崛起比喻成在生态危机的时代里批评家对传统文化声势浩大的造反或起义。同年10月,更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也开辟了一个特别论坛，向数十位一流学者征文,专门讨论生态批评。在这一期会刊上发表了14位著名批评家(包括布伊尔，默菲和斯洛维克)的文章。
进入新千年后,生态批评更加迅猛而深入地发展。2000年6月在爱尔兰科克大学举行了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是"环境的价值"。同年10月,在台湾淡江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国际生态批评讨论会,议题是"生态话语"。会上,英国利兹大学的吉福德教授向各国学者呼吁："把生态批评引入大学课堂"。
2000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著作主要有默菲教授主编的论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 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贝特的《大地之歌》等。与其9年前的那部著作不同,贝特的这部生态批评专著将批评视野从浪漫主义文学扩大至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整个西方文学,而且深入到对生态批评理论的探讨。
2001年, 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对生态批评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作同样回顾与总结的还有ASLE的第四届年会(同年6月在北亚利桑那大学举行)。
2002年年初,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生态批评探索丛书"。著名的文学研究刊物《跨学科文学研究》今年连续推出两期有关生态批评的特辑--"生态诗学"(第二期)和"生态文学批评"(第三期),后者由ASLE现任副会长马歇尔教授撰写导论--《文学批评的生态思想》。今年3月初,ASLE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的主编克里治。今年9月,ASLE英国分会还将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将会怎样？2001年5月12日的英国《卫报》上有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在绿色团队里》)做出了回答。作者詹姆斯·霍普金侧重分析了"生态批评之波是如何波及整个文学界的",并断言：结合了社会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生态批评必将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
贝特在《大地之歌》里富于感召力地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贝特不仅对批评家发出了呼吁，呼吁他们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而且揭示了生态批评与人类生存危机的密切关系，揭示了生态批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批评家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只要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消除,生态批评就不会过时。
二
生态批评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尽管从整体来说,西方的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思想(系统地梳理和批评这些思想是生态批评进行文化批判的主要任务),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大量的生态哲学思想的论述。那些论述以往被人们忽视,而今却成为生态批评最宝贵的思想基础。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西方文明终于确立了人的崇高价值和人在自然里的中心地位：人是"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而万物不仅是"为人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 ,而且甚至应当"成为人的奴隶"(培根) 。 不过,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古希腊哲学家齐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 古罗马哲人西塞罗强调尊重一切生命,因为"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切萨皮尔诺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万物,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令人唾弃的东西，就连最渺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的神圣的价值"。另一位人文学者泰莱西奥在他的著作《论物性的起源》里激烈抨击了同时代人建立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称他们不但不尊重大自然和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行事，而且还粗暴地践踏大自然。"他们过于相信自己，一点也不考虑事物本身的状态和它们的力量"。他警告人类：如果"不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条件和促使自己衰亡的力量，他们即使怀着强烈的生存愿望，厌恶死亡，也是枉然。" 达芬奇是这样抨击人类蹂躏自然的暴行的："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他动物的死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总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一样,将屠杀动物看成与屠杀人类同等残暴。"
18-19世纪,伴随着倡导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西方文明史的第一个生态思想大繁荣时期到来了。回归自然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意识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浪漫主义作家对这一思潮的形成贡献极大。诺瓦利斯把大自然看成"心灵的另一存在",严厉地抨击与自然为敌的工业文明,称之为"人类去与大自然进行一场考虑周密的持久毁灭战"。 另一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尼姆质问道："古树哪里去了?昨天我们还坐在它下面；还有固定界限的原始记号呢!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百姓几乎忘了它们!"对此,法国的浪漫作家夏多布里昂给出了回答--发聋震聩的回答："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 如何避免人类在毁灭自然万物之后也毁灭了自己?雨果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文明的合乎道德的关系。他说,"人与人应当文明相待,这已经相当进步了；然而人对自然也应当文明相待,但这至今却是一片空白。" 梭罗堪称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他不赞同以人为本地对待自然,他强烈反对凭借科学技术干扰自然和统治自然。他的《瓦尔登湖》等作品"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类之外的自然存在,那是最主要的存在,是超越了任何人类成员的存在"。 梭罗认为那个存在对人类生存有着重大意义,他有时干脆就用"荒野"(wilderness)称呼那个存在,并说"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与所有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梭罗也突出强调了人类应当崇拜自然,这种在更高阶梯上的自然崇拜,不仅能够拯救自然,而且能够拯救人类自己："如果人能达到足以对树和石头表示真正的崇拜的高度,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新生。"
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叔本华特别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涉……这真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论调。" 尼采则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可谓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杰作,然而这部著作里的一些最深刻的思想,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进一步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 恩格斯并没有否定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但他实际上已经以著名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宣告：人类是不能征服大自然的,如果非要这么做,只能是自食其果。
18-19世纪的生物学家对人类的生态思想宝库贡献巨大。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其杰出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里提出了"自然共同体"和自然秩序的学说,高度重视自然万物之间的依赖关系。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著名术语,指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 1866年,"生态学"(oecologie)一术语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首次提出(后来演化为oecology,最后才变成ecology)。依照赫克尔的界定,生态学指的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人与其他生物之亲密关系的发现,粉碎了人类渴望高高在上地脱离其他生物的荒唐企图,迫使人们建立起一切生命都有血缘关系的意识,认识到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的根,进而推动人们把人类的伦理扩大到所有生物,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英国19世纪小说家哈代对这一学说的意义认识得非常清楚。他精辟地论述道："看来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确立物种共同起源的学说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道德领域,与对利他的道德进行再调整密切相关……从只适用于人类调整到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
20世纪的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谓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韦兹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史韦兹认为,人类的同情如果"不仅仅涉及到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就是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的伦理。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赞同这种扩大了的伦理观,他指出,"人类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宙的其他部分。……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悯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 利奥波德系统阐述了生态伦理或自然伦理学说,明确提出了这种伦理学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 《大地伦理》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
另一个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人是雷切尔·卡森。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 然而,"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 卡森"质疑了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揭示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 "警告人们缺乏远见的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生态批评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它一定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有助于学者出版著作和获得职位的"主义-机器"(ism-machine)或"学术工厂的发电机"(generator in the academic factory)。生态批评起始于思想文化批判,也扬名于思想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对促使人们认清人类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它要真正达到"理论上的成熟",就不能止于批判,还必须在继承前人生态思想成就的基础上,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若干重大思想问题,进而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体系。生态批评不应当仅仅是"具有颠覆性的学科" ,还应当是具有建设性的学科。"走向理论上的成熟",拿出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是哈佛大学英文系主任布伊尔教授对生态批评未来发展的期望；但生态批评究竟应当在哪些方面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布伊尔并没有专门论述。我以为,生态批评至少应当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或至少在这些方面有开创性的突破。
首先是有关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哲学原则和人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准则。是否需要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必须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究竟是继续坚持以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自然万物的利益,还是把人仅仅当作生命链中一个环节(与其它环节完全平等)而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生态中心主义是否必然导致对公正性原则的忽视?
其次是发展主义。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否定性思考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发展,还是生存?--发展有助于生存还是有害于生存?当代人类的发展还是子孙后代的生存?人类的发展还是其它物种的生存?能否和怎样兼顾生存(包括子孙后代和自然万物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越来越重大。
再次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芒福德、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科技的批判为什么不能被多数人、特别是被多数决定着社会发展模式的政治家和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在充分揭示科技发展对生态的灾难性破坏的基础上,如何评价科技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危机的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怎样促使科技发展走上真正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负责的道路?
最后是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韦兹、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七、八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学与生态学》(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生态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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