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走进良渚博物院参观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人员施昕更在杭州良渚棋盘坟一处干涸池塘底采集到几片黑陶残片，由此开启了良渚遗址考古的序幕。90年后，在近日举办的“探源：早期文明考古实证与精神解码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论坛上，中外学者齐聚良渚，围绕文明起源话题展开对话，解读良渚遗址考古发掘如何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考古遗址，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在这里开垦农田、兴修水利、营建都邑，点亮了中华文明之光。
理解良渚遗址的价值，要从农业起源讲起。中国农业起源是多元的：南方以稻作为主，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一万年，其后跨湖桥、河姆渡等遗址延续了稻作传统；北方以粟黍为主，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甘肃大地湾、内蒙古兴隆沟等距今约8000年的遗址均发现了粟、黍遗存。良渚遗址的考古把稻作农业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80余亩田块道路与灌溉系统俱全的水稻田和40余万斤炭化稻谷（换算），证实长江下游已出现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粮食生产与储备体系，规模化农业是良渚营建古城、兴修水利、孕育早期国家的物质根基。
农业不仅解决“能否吃饱”的问题，更通过剩余产品重塑社会。稻作农业使长江下游能够稳定产出剩余产品，为分工、社会分层和公共权力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在良渚遗址，这条证据链较为完整：莫角山宫殿区、反山高等级墓地出土的1100多件（组）玉器，以及围绕古城修建的庞大水利系统，都指向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近年来，考古人员又在原有11条水坝的基础上，新发现20余条水坝遗迹。这套水利系统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早约1000年。
农业和技术最终体现为人与环境的关系。良渚水利系统是环境考古的经典样本：先民为应对太湖流域水患与灌溉需求，规划出覆盖上百平方公里的工程体系，这种“驯水”能力本身就是组织能力的体现。关于良渚古国的衰落原因，学界同样重视环境变迁的作用。
文明的成熟形态是城市与国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聚焦长江下游中心聚落演变与文明化进程，追问中国早期城市与复杂社会形成的内在动因。他把良渚遗址放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框架中，认为良渚遗址是古国形成和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在他看来，古国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社会分化显著；第二阶段以良渚和湖北屈家岭、石家河遗址为代表，展现早期国家形态；第三阶段以山西陶寺遗址为代表，以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和迄今所见史前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基址实证了早期城市布局。各区域文明化路径不同、节奏各异，又相互影响、此消彼长，最终汇成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这正是良渚遗址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意义。
论坛还围绕文明起源判定标准、科技考古与公众参与等议题展开讨论。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张磊提出，要依托“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深化长江和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研究，继续深化古代水系、生业模式与人地关系研究，并携手各国同行开展联合考古和文博交流合作，践行平等互鉴的文明观。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鲁霞光认为，文明探源应做到实证与阐释并重，从物质遗存中解码早期国家的精神内核；本土与国际互鉴，把良渚放进世界文明的大坐标系中；保护与利用共生，让古老文明在现代生活中焕发生机。
1938年，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在抗日战火中出版。他在卷首题词：“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如今，他的故乡因良渚遗址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土壤。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杭州多了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2023年，杭州亚运会火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采集，5000年前的文明之光点燃了新时代的亚运之火。遗址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良渚遗址管理区实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带动区内14个行政村发展，村民当上遗址讲解员、做起文创手艺人，吃上“文化饭”；“良渚与世界”对话先后联动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等世界遗产地，推动杭州与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
90年过去，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回答了关于5000年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也把更多问题留给后来者，等待持续的发现、研究与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