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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笃行如一——忆慈父杜滋龄

        作者:杜松儒2024-04-20 08:30:30 来源:大河美术报

            (1/3)杜滋龄在黄河边写生

            (2/3)杜滋龄 《旦知拉毛姑娘》 60cm×49cm 2016年

            (3/3)杜滋龄 《晨曲》 145cm×185cm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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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5日,正值小寒。在这个寒冷的时节,我的心也冷到了极点——原本身体尚好的父亲,竟永远离开了我。作为当今中国画人物画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父亲的艺术成就早已享誉画坛。正所谓“境由心造,画为心声”,对艺术家真实内心的了解,或许有益于后辈比照与思考。因此,今天我想提笔写一写藏在作品和艺术成就背后的父亲——真实生活中的杜滋龄。

          父亲1941年出生于天津的书香门第,家境优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我的爷爷在天津是知名的商人,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家庭熏陶下,父亲的哥哥姐姐们也多爱好音乐和美术。父亲也不例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志做一位大画家,为此,他一生勤奋过人。

          在我记忆里,他画室的灯永远是亮着的。在国家落实政策之前,家里四口人挤在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父亲的画笔也从不停歇。白天他拿床板当作画案,晚上等我们都睡去后,他还要伏在家中的小桌上画连环画养家。后来父亲考上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研究生,在绘画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升华。毕业后,父亲回到原单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继续他那苦行僧般的艺术生涯。他先后担任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等单位的领导职务,不管工作多么繁忙,他在回到家后,都一如既往地回到他的绘画天地中,习字、画画、读书。每天入睡前,他都会将速写本放在床头,随时记录心底浮现的画面。长年的积淀与研磨,令他的速写不再囿于简单记录,而是上升为独立的作品,有完整的绘画感与鲜活的艺术意蕴。

          我一直觉得父亲很累,很辛苦。在我几岁的时候,我就经常懵懂地念叨“我爸爸够不容易的了”。父亲一笑说:“怎么不累,但是绘画是我的理想,我离不开,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一拿起笔就感觉很幸福,能忘掉很多事情。”父亲对绘画事业无限热爱,他每天可以不吃早点,把省下的钱去买画材、画册,可以在凌晨4点多起床,去天津子牙河畔画油画风景写生,可以在完成了一天出版和教学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继续伏案作画,长此不息。如是经由大半个世纪的热爱、勤奋与坚持,父亲赢得了中国画大家的美誉。

          在与父亲的日常闲聊中,我不时会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画画,父亲总是告诉我,要善于抓紧时间,遇到好的作品,要简略地画个小稿记下来,对绘画的思考不能停。父亲反复和我说:“一名画家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不要忘记你为什么拿起画笔,一定要做好人,画好画。”

          说到做人,父亲一直教育我要低调谦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心态极其稳定,如果说他对绘画的热爱做到了贫富不移,那他的为人处世也早已做到了宠辱不惊。在他年轻时,由于时代原因,过早地步入了人生最低谷,但他从不悲观厌世、怨天尤人,只是说:“只要能让我画画就行,其他都不重要。”即使在功成名就之时,他也能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同时,父亲还是当时唯一的中国画专业学术期刊《迎春花》杂志的主编。在那个宣传手段极其匮乏的年代,只要是作品好,父亲都无条件地、没有私心地为全国美术家服务。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家门口来了一位不曾谋面的农民,说想和父亲学画。父亲没有一点嫌弃地把他请进屋来。此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学习书法绘画,帮助他在天津安了家,做了天津的女婿。他叫石城,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天津文化人了,为天津蓟县盘山石刻的保护与修复作了不小的贡献。

          父亲爱才,亦爱人。记得在2015年,我与父亲一道去郎木寺一带采风。父亲注意到一位帮家人忙活的藏族小女孩,当即拿毛笔给她画起速写。这幅速写极为生动精彩,后来多次出现在父亲的画册和展览中。几年后,因为一次活动,父亲和我恰巧又去郎木寺。虽然已记不清路,但父亲坚持要再去探望女孩一家。当女孩认出父亲,激动地抱住父亲时,那感人的一幕令人唏嘘。临别,父亲还坚持塞给这位名叫旦知拉毛的女孩一些生活费。在父亲的世界里,没有高低贵贱和远近亲疏,他心底那份深沉真挚的情感,早已化作日常言行融入他的笔墨里。

          记得2016年,父亲首次举办“行者无疆——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参加四地巡展开幕式的朋友非常多。大家都说:“老杜作品如此精彩,办个展为什么这么晚啊!”其实大家不知道,父亲办个展晚,主要是他总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够,还需要在艺术上再下苦功、再打磨。通过这次展览,人们对父亲的艺术成就也有了新的认知与评价。

          作为父亲的孩子,我人生的44个年头都陪伴在父亲身边,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除了艺术事业,父亲是那样深爱与他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妻子。他们在一起永远是那么和谐,就算偶尔拌嘴也是因为艺术话题,而且每次都在父亲的玩笑妥协中收场。当初,母亲义无反顾地与“家庭出身不好”的父亲结婚。为了这个家庭,她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专业。有了母亲的支持,即便在生活困难的年代,父亲也能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家里所有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母亲身上。缘此种种,父亲一直对母亲满怀感激。

          2017年底,母亲得了脑血栓,父亲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甚至放下了他不可或缺的画笔,每天以极大的耐心去照顾母亲。那时候,我的工作强度也很大。劳碌之余,我也会每天去照顾母亲一两个小时。有一回,我没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精神压力,跟母亲说话的语气重了些。这时,从来都不说我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忙去吧,自己注意休息,把工作和家庭搞好,妈妈这边我来照顾,遇到事情别那么急!”

          有次去杭州出差,遇到了父亲的老同学马其宽和徐家昌二位先生,他们非常关心我父母亲的近况:“让你父亲想开一些。有时间多出去走走,画一些小画,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回京后,我就把二位先生的话转告给了父亲。父亲说:“感谢二位老同学的好意,但是我放不下你的母亲。你母亲这辈子对我有恩,我的余生就是不画画了,也没有关系。”听父亲这样说,我只能将泪水强忍在眼眶里。年近八旬的父亲,像一座老而弥坚的山,在母亲病重时期,他几乎独自撑起了我们母子的家。从那一天起,父亲在我的心里更加高大,他令我懂得一个真正的男人须如何担当生命中不可轻亵之责。譬如此刻,我就很想告诉父亲:“从来不吃剩饭的我,也能开心地吃母亲的剩饭了。” 

          从小到大,父亲没打过我一下。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讲道理,总是身体力行地做我的榜样。自小,我一直有一种骄傲感:我的父亲是杜滋龄,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和了不起的男人。虽然我对父亲高山仰止,但父亲却从不俯视我、指使我。父亲和我的关系更像是画友、朋友。我们在一起聊艺术、足球、人生。每当一幅画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把父亲请来,听听他的意见。他对东西方艺术的博闻多识经常能使我获得启发。离开父母家时,我经常要摸摸父亲的右手,嬉笑地说:“给我一点灵气吧,也许今晚就能画得好一些。”

          多年以来,每天下班,我习惯边开车边和父亲通电话,东聊西聊。而今,我不得不去适应回家的路上再也没有父亲亲切的声音。无限伤怀的日子里,除了梦见父亲时的欣喜,我感觉自己变得空洞虚脱,好像成了没有依靠的孩子。唯有父亲说过的话,不时照亮我灰暗的心绪,唯有父亲做过的事,警醒我有些事情必须做好,必须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父亲,此刻我的耳边,又浮现您对我说过的“春去春来皆有度,花开花落且随缘”。您的有度与随缘,从来都不是油腻虚浮的概念,而是内涵丰厚的笃行、始终如一的现证。您早已将生命中原本不同的领域贯穿融通——您做人的磊落,不就是您笔墨的洗练沉着吗?您作为长辈的温厚热情,不正如您画中风雪高原里透出的隽永赞歌吗?您作为丈夫的爱与责任,不正与您对艺术的真诚忘我同出一心吗?如今您虽已远去,但您作为父亲的润物无声,不正是叩响我和后辈中青年画家们继往开来的黄钟大吕吗?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在父亲去世一年后,谨以此文,愧呈祭奠。

          (作者系杜滋龄先生之子,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展览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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