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元祚墓志》，全称《大唐故袁州萍乡县令萧府君讳元祚字元祚墓志铭并序》，于2005年春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西山出土，现藏于河南偃师张海书法艺术馆。该墓志刻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志高69厘米，宽68厘米。青石质，无界格，共30行，满行30字。志主萧元祚葬于唐景龙二年（708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闰十一月一日与其夫人唐氏改葬合祔，撰文者为其子萧诚，书丹者为其子萧谅。《萧元祚墓志》的出土不仅填补了相关史料的空白，还为萧诚、萧谅的真行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更是探究唐代历史与书法革新的珍贵文献资料。
《萧元祚墓志》概况
☆志主萧元祚
萧元祚，南朝皇室，兰陵萧氏世族，梁武帝萧衍后裔，南朝梁长沙王萧懿五世孙，卒于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志文所述谱系清晰，铭曰：“赫赫我祖，建邦于梁。乘运作帝，裂土封王。”田延柱著《隋唐士族》载其妻为晋昌唐氏，其父萧文憬，曾任朝散大夫、湖州司马。
志主从门荫入仕，显庆四年（659年）以门荫补鲁王府祭酒，后转舒王府主簿。志主任舒王府主簿期间，正值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后当朝期间，任用索元礼、来俊臣及其党羽丘神绩等酷吏，贬逐老臣，屠戮李氏子孙，滥杀无辜。天授元年（690年），酷吏丘神绩构陷舒王之子豫章王李亶谋反，而后舒王以谋反之罪连坐被贬至利州（现四川广元），后被杀害。《新唐书》记载：“武后时，李亶为丘神绩所构，系诏狱死，元名坐迁利州，寻被杀。神龙初，诏复官爵，赠司徒。”因此志主被连坐，左迁至播州罗蒙县令。本篇志文叙述层次分明，简明扼要，援引有据，文采飞扬。志主萧元祚因舒王案件牵连，被贬谪到衡岳僻壤，至终位不过县令，而志铭却透出积极向上的语调，哀而不怨。
☆撰文者萧诚
萧诚，萧元祚之子，兰陵人，出自萧梁皇室，梁武帝之侄萧渊明六世孙，流落北朝，以邺城为家，入唐则族居洛阳。这一支脉的萧氏子孙史称“齐梁房”，世代为官，至萧诚、萧谅这一代较为显达，且以书法闻名于世。
《述书赋》窦蒙注云：“萧公名诚，兰陵人，梁之后，起家奉礼郎。开元初，时尚褚薛，公为之最。”由此可知，萧诚起家奉礼郎，开元二十年到天宝二年间先后担任荆州大都督府兵曹参军、监察御史、前司勋员外郎、朝议郎、恒州司马、幽州节度使、朝请大夫、弘农郡别驾和上柱国等职务。此后，便再未见萧诚书写碑志的记录，推测其应卒于天宝年间。
萧氏兄弟萧诚、萧谅在世时就得到“诚真谅草”的赞誉，中唐窦臮兄弟称萧诚为开元时代薛褚书体之最。中唐时期窦臮《述书赋》云：“员外萧公，名成于薛。安西变体，光润愉悦。”可知萧诚善褚遂良、薛稷，二人皆取法于二王，楷书中带有行书笔意，笔道瘦劲。萧诚也正是因为尚褚薛二人才得以在开元书坛中崭露头角。不仅如此，米芾也在《海岳名言》中提到：“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余皆不及也。”晚清文献学家叶昌炽盛赞萧诚书法，认为他是开元学王第一人，云：“其风格遒上，虽弹丸脱手，绝无哗嚣气，书品超出怀恽之上。开元以后，学王书者，当推诚为第一人。”萧诚虽以书法闻名，流传下来的碑帖却不多，据记载仅有八种，较为知名的当为《独孤册碑》《裴大智碑》《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南岳真君碑》四种。今所见也仅有《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一种。
☆书丹者萧谅
萧谅，字子信，萧元祚之子，萧诚弟，出身兰陵萧氏齐梁房，同为梁武帝之侄，萧渊明六世孙，其孙萧邺在晚唐任宰相。韦述撰《萧谅墓志》中载“春秋五十有八，时天宝六载二月才生魄也”。“才生魄”指初三日，可知萧谅在天宝六载（747年）二月三日逝世。次年，萧谅与其妻长安城南韦氏合葬于洛阳龙门西山。
萧谅入仕之后，先任濮阳主簿，后任开封、蓝田、长安县主簿或县尉，官位至高任御史中丞，后被贬为临汾太守。《萧直墓志铭》载“中丞府君之遇谗谪居”，说明萧谅遭遇谗言而被贬谪，最终萧谅在奔赴贬所的途中感染了疾病，卒于长沙传舍。《书小史》载萧谅“善书，世谓诚真谅草”，晚唐韦续赞萧谅草书“舞鹤交影，腾猿在空”。《萧谅墓志》中所记“至于文章末艺，翰墨小能，咸擅当世之名，而避过人之誉”，称赞了萧谅在文章和书法上的造诣。但萧谅并无文章和书法作品传世，只知他曾注《老子》两卷，补充了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并且，文献中只提到萧谅以草书闻名，但从《萧元祚墓志》来看，其行书也是典雅端庄，点画精到。墓志中许多字笔法灵动、行云流水，可以体现出萧谅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艺术素养。
《萧元祚墓志》艺术特色
☆《萧元祚墓志》所处的时代背景
萧元祚卒于景龙二年（708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闰十一月一日与夫人唐氏改葬合祔，书丹者为其子萧谅。萧谅书此志时正处于唐玄宗统治期间。唐朝自李渊武德七年（624年）一统天下，统治了近300年，是中国古代最为繁荣强盛的朝代之一。在这近300年里，大部分时间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宗教实行“三教共存”，给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成了“唐世执笔之士，工书者十八九”的繁荣局面。
唐朝皇室尤其重视书法，初唐时期，唐高祖李渊“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接收了隋内府的法书名画，并有所充实。《旧唐书》卷七十三记载：“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唐太宗好书法，善飞白书，其统治期间，实行“偃武修文”，增设“明书”，设置书学等政策。除此之外，唐太宗尤爱王羲之，不仅亲自为《晋书》写《王羲之传赞》，还不惜下重金求购王右军书，将王羲之推到了“书圣”的地位。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
宗也在唐太宗的影响下，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取法“王书”。到了盛唐初期，唐玄宗在位期间设立了翰林院和集贤殿书院，招募书法人才。唐玄宗大力倡导隶书，为了提升隶书的影响力，特命人撰写了《字统》四十卷，这些都是专门论述隶书的著作。“唐开元年，时主怏怏然知隶字不传无以矜式后学，乃诏作《字统》四十卷，专明隶书。”唐玄宗尤善八分书，其书体也被后代人称为“明皇新体”。
由上述可知，《萧元祚墓志》正处于以革新为主的书法新时期，玄宗对隶书情有独钟，大力倡导隶书，一改太宗时期极力推崇“王书”的局面。
☆《萧元祚墓志》与王羲之书风的对比
上文中提到，萧谅书法与其兄萧诚并称为“诚真谅草”。开元时期，褚遂良与薛稷的书法风靡一时，是初唐书法风尚的延续。褚遂良曾因“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而深得唐太宗赏识。薛稷亦是学褚的高手，窦臮《述书赋》云“少保（薛稷）师褚，菁华却倍”，给予了薛稷极高的评价。萧诚也因为学王而深受赏识。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萧谅的学书道路上必然也受到了王羲之书风的影响。
在《萧元祚墓志》中，有许多字都带有右军笔意，但与王羲之的字相比，却稍显模式化与刻板化，缺乏动态连贯性。从《萧元祚墓志》与王羲之的法帖中分别取相同的字，进行点画细致度与连贯度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的区别。
从整体上看，萧谅的字确实与王羲之的字很相像，但若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萧元祚墓志》的单字缺少点画间的连贯性，点画力度也不够，像是在刻意摹画。从点画形态上看，以“之”字为例，萧谅所书“之”字的第一点以及最后捺点的收笔都略“肉”，反观王羲之所写，第一点与最后的捺点都圆中带方势，带有骨力。“其”字，萧书上半部分点画起笔太过追求方笔，但下半部分两点的书写却又缺乏提按，与之相比的王书“其”字二点却轻重表现分明。“贤”字与“昔”字的书写也存在相同问题，点画交代不清、精细度不够和缺乏骨力是同王书相比，差别最明显的地方。
从用笔连贯度上看，萧所书“之”字刻意模仿王书波磔却失其灵动。“其”字，萧书的中间两点和长横，顿笔清晰可见，并且长横也有很大的收笔动作，右军则处理为连贯的两点并变长为短，增加了书写的流畅性与连贯性。“岁”字的戈钩部分，萧谅弱化起笔，略掉了点画过渡段，直接下曳，右军则反之。在日常的书写过程中，要做到点画之间连贯舒畅，应以简单的行笔动作续写，而不是用大幅度的顿笔起笔，这会出现点画之间连贯性不足、整体字形不够灵动的问题。从字形结构上看，整体来讲，王羲之的结字以内擫为主。元代袁裒《总论书家》云：“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阔，故散朗而多姿。”意为王羲之用笔向内按压，笔锋收敛，所以其字气势夺人、章法严谨。而萧谅所书不以内擫为主，而隐有外拓之姿，从两人在“闻”“司”二字的书写上就能看出差别。这种现象可能与开元年间书法审美已由初唐时崇尚的“大王”转向了“小王”有关。再加上玄宗皇帝一改翰院旧习，大力提倡隶书，书法风格也由初唐时的“方整劲健”转向了“雄浑肥厚”。但这二字也不能完全说明萧谅结字以外拓为主，只能说明其字或许受到了这种书法风格的影响，逐渐开始尝试外拓写法。
上述几字无论是从点画还是结体方面，都可以说明萧谅学书受到了初唐时期“学王”的不小影响，但也体现出萧谅的书法风格正逐渐被开元年间的书法革新所影响。可见，萧谅所书《萧元祚墓志》正是一方处于“学王”到复古转型时期的碑刻。
☆《萧元祚墓志》所印证的初唐书法的局限性
开元年间，张怀瓘曾在其书学著作《书议》中评真、行、章、草四体各家等第，其中对右军草书，深致不满，称“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又称其“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萧元祚墓志》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极度推崇，推行书学博士、科举“楷法遒美”标准等举措，推动“王书”成为仕途晋升的“敲门砖”，使得初唐时期的书法风格出现一定程度上向王羲之靠拢的单一化倾向。众多书家纷纷效仿王羲之的书风，追求那种平和典雅、含蓄秀逸的风格。在一段时间内，书法风格从“百花齐放”到“一家独大”，书风发展受到限制，给人一种在王羲之一家风格笼罩下，难以突破、无路可走的错觉。但也不乏吸取“王书”之精华，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的书家，其中以欧阳询、虞世南等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书家为代表。欧阳询的书法在结构的严谨性以及用笔的细腻程度上，深受王羲之的影响，但其书法风格以险峻著称。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虽属王系，在笔法上明显继承了王羲之的温婉流畅，但其笔致圆融冲和，结构疏朗，融入了北碑的方劲，折笔顿挫有力。而《萧元祚墓志》则完全陷入“复制模式”，印证了张怀瓘“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之讥。
这种风格趋同的现象，在一定时间内极大地限制了书法风格的多元发展，《萧元祚墓志》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
结论
《萧元祚墓志》作为唐代书法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志主、撰文者与书丹者的生平信息来看，它为研究兰陵萧氏家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丰富了唐代历史研究的一手资料。在艺术特色方面，《萧元祚墓志》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书法风貌，既印证了初唐书法受王羲之影响而出现的单一化局限，也表明当时书法风格正处于转变阶段。
总之，《萧元祚墓志》不仅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兰陵萧氏家族的珍贵史料，更是探究唐代书法风格演变尤其是初唐到开元时期书法从学王向复古转型的重要实物资料，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唐代书法发展的脉络与特征。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