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研究，往往聚焦于艺术本体、风格流变或批评理论等内容，对于“制度”这一隐性的结构性力量却鲜少被系统探讨。事实上，美术制度与中国社会制度转型密切相关。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术制度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特征，当然，这也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般，两者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体化”，而是在体现政治要求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美术制度某些方面也进行着制度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美术制度的制定与形成，决定了发展的走向。
近些年来，文学制度研究如火如荼，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文学媒介传播、文学批评、文学会议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纵观美术领域，美术制度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原因在于美术领域历史材料难以寻找，也缺少清晰的理论支撑。
《中国当代美术制度研究》的作者李朝霞知难而上，十余年艰苦探索美术制度问题，从制度视角切入去考察美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正如艺术学项目规划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她课题进行鉴定时所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触及中国美术发展的制度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美术制度的建立、完善、改革、发展”。
制度构建：框架系统与知识生产
《中国当代美术制度研究》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术制度与美术发展关系的系统性论著，该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美术制度分解为美术组织、评价体系、传播系统和会议制度等核心要素。同时，李朝霞还对包含美术机构、美术运动、画家身份、美术政策、美术展览、美术会议等制度性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从美术的生产层面看，该书阐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主要职能及运作机制、体制如何影响创作等。
从美术传播的视角看，该书论证了作为传播媒介的刊物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如何编辑、组稿等内容。
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原则来看，该书论证了出版社如何生产美术图像和传播美术作品，尽可能地让美术亲近大众。在美术的传播广度上，展览作为媒介，也是一种传播手段。该书选取全国美术展览、双年展或三年展等具有代表性的展览制度进行分析，阐述了美术展览的组织机构、艺术家的选取原则、评审标准、评审后的反馈与改进措施，论证了美术展览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等问题。
李朝霞将制度视为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涵盖政策文本、机构运作、艺术实践与理论话语的互动等。
在美术的发展中，美术会议是美术发展的方向性引导和规范建立的关键一环。因此，李朝霞首先阐明了国家如何通过美术会议完成对政策的传达，并总结了代表大会、研讨会、评奖会等各种会议的作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提出通过会议，实现对美术的领导权等内容。
美术批评作为规范美术创作的方式，在美术家进行美术创作的过程中，扮演着裁判者和评价者的角色。李朝霞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美术批评形态的变迁，详细观察社会变化对美术批评的影响，并从全国美展获奖作品中，梳理出国家弘扬美术的核心价值指向，进一步揭示批评链条中读者、编者所充当的评价者角色的作用。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美术批评所建立的经典作品或许会出现经典的颠覆与重建现象等内容。关于这些内容，李朝霞在该书中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历史构建：史料再现与脉络梳理
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美术制度并没有清晰涵盖这个概念的文本资料可供直接查找，李朝霞需要从大量分散、无序的材料中发掘和整理，特别是要对出版社、画院、美协、美术馆、博物馆、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发展史中去建构逻辑线索，而这些机构的发展史资料不全，许多呈现碎片化和空白，缺少系统性，有的内部档案材料也难以获得。
为了能够使书中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李朝霞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克服种种困难，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该书的研究也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为基础，填补了美术制度史研究的空白。例如，李朝霞通过访谈20世纪50年代《美术》杂志的编辑们，还原了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政治压力。通过查阅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内部档案，揭示了制度设计的实际逻辑。
在该书中，李朝霞对20世纪80年代以《美术》杂志为平台开展的“不理解”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进行客观还原，使读者对如何通过美术批评来影响全国美术界的创作风向等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李朝霞利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记录，论证了宣传画、年画的批量生产如何实现“美术普及”目标。这些微观实证方法，使制度研究摆脱了宏观叙事的空泛，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美术生产、传播、评价状态等鲜活的历史细节，揭示了美术话语形成的复杂机制。
此外，李朝霞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各项条令规则、各种制度性文本的史料堆砌，而是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放置在历史环境内，通过阶段性动态呈现各个方面美术制度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当代美术制度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美术制度为研究对象，其历史框架的构建始于对延安文艺传统与苏联文艺体制的追溯。
李朝霞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写道，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通过制度化会议（如文代会）被不断强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政策的基石。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一份理论文件，更通过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协）的组织化运作，转化为具体的艺术生产指令。中国美协通过审定展览作品、组织集体创作（如革命历史题材工程），将政治诉求嵌入艺术实践。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被正式确立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其影响体现在美协的评审制度、出版社的选题规划中。这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制度的底层逻辑。
互动与张力：制度与艺术实践的双向塑造
正如开篇所言：“本书主要依据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一是当代美术制度如何建立？二是美术制度的运作如何影响美术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在梳理美术制度历史演变脉络与自身发展逻辑的同时，该书也深入探讨当代美术制度与美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控制约束”与“被控制约束”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联动、相互支持的互动系统。
从制度层面来看，无论何种制度，都是硬性的、无妥协和无商量的，这正如本书对美术制度的定义，“这是关于美术的社会规范及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当然，这种制度的规范性和刚性特征，又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点。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所面临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总会有新的变化，甚至会“出现美术制度形成、完善与变革的阶段性反复”等。这种发展及反复，实际上正是制度运行中的“间隙”或“空隙”，体现出的恰恰是人和构成制度的诸要素间的互动。
正是这种互动、反复和发展，一方面较好地落实制度所设定的方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能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为制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提供更多资源。鉴于此，就要求研究者要有较为宏观的历时性眼光和共时性视野。比如文中将中国当代美术制度划分为几个主要阶段：1949—1978年，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美术特征；1978年后则呈现出市场经济给美术带来的某些特征。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美术制度研究》不仅填补了美术史研究的空白，更通过制度视角重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的叙事逻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的发展置于制度之中，置于历史之境。书中揭示的核心悖论——制度既是规训者，也是保障者——提示我们超越“压制——解放”的二元对立，转而关注其动态演化中的多重面向。李朝霞历时近十载，将分散的史料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用微观实证、跨学科融合等研究方法为艺术制度研究提供范式。
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重塑艺术生态的今天，本书对制度与人性张力的探讨，为反思当代艺术治理提供了历史参照。可以说，这项研究不是为国家的文化政策制定机构提供学术支持，而是学者对历史的一种负责行为。这种学术自觉，正是其最动人的思想光芒。
（作者罗沁雪系南通大学研究生，作者袁媛系河南省美术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