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克拉拉·沙万 那荣锟
艺术总监：卢迎华
“抛锚歌单”汇集了来自中国与瑞士的16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一展览是2025年中国和瑞士建交75周年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之一，是瑞士驻华大使馆“CH><CN工作室”项目上发展出的一个展览项目。自2025年8月起，“CH><CN工作室”支持9位瑞士艺术家分别驻留在北京、重庆、德化、烟台、杭州、成都6家艺术机构，通过在地的观察进行创作。在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的提议和推动下，该展采用了由中瑞两位年轻策展人合作策划，并在9位瑞士艺术家名单的基础上邀请7位中国艺术家加入的方式，共同呈现来自瑞士与中国新晋的当代艺术创作。
在策划展览的过程中，我们两位策展人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展览本身应该形成一种研究方法，而非简单的成果展示。我们聚焦于细致的观察、局部视角与主观叙述，通过高频次的对话、线上线下走访以及持续的定期交流，让展览和驻留的过程成为方法论，一个包容矛盾、容纳不同声音的集合体。这种最初的想法在实践中不断生发出意想不到的相遇与转折，既丰富了我们的工作过程，又打破了原有的期待。而翻译中偶尔的“错位”，反而转化为方法的一部分。
我们的工作起点开始于共同在一个瑞士候选艺术家的名单中挑选出9位来中国驻留的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尝试从中提炼出一个能对话和囊括所有人的创作的主题。最初，“效率”是我们给展览所有艺术家驻留前的提示词。“一个小时有多长？”是对话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流速和状态似乎有很大差别。瑞士艺术家们对中国的印象包括：快速发展的互联网AI产业和成熟的制造产业链、贾樟柯的电影。有些片面，可中国人对瑞士的想象充满了雪山、银行、精致的钟表，一个资源被缓慢优雅分配的欧洲国度，几乎和古人无甚差别——徐继畬在1849年的《瀛環志略》里翻译，称之“西土之桃花源”。这些想象在对话时持续发挥着能量无法被剔除，实际上我们连对效率的认识都完全不同，这一点我们花了几个月才明白。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感到效率似乎只是一个现象，一定还有深层原因。那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两位约好每周二下午是讨论主题的时间：来自瑞士的策展人克拉拉看起了一本瑞士的介绍中国的书，来自中国的那荣锟则看起了瑞士史和中国外交官口述史。我们的话题从保险到制药公司，从文学到App和工厂。整整三个月，几乎每周都有2-3场线上的艺术家分享。信息增加了，反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需要得出关于“差异”明确的结论或问题方向才能推进。克拉拉的想法是，效率背后指社会系统本身对人的不可见规训和某种嵌入，要等艺术家们的方案确认之后才能继续。荣锟则感到效率来自焦虑，认为想不出具体内容的原因是还不够了解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情况和瑞士的艺术生态系统。
我们一度回到最熟悉的工作方式，用名词解释和文献综述作为支撑。阅读1935年举行的第一次中外交流展，90年代的“大地魔术师”（1989）、“非常口”（1993）……费大为、栗宪庭、高名潞、候瀚如等策展人对艺术交流、东方主义和文化身份的争论一时之间充斥在策展人的脑海中，来自艺术家的制作或运输请求则是打扰思考的琐事。克拉拉详细介绍了瑞士艺术界，即使有比较充裕的本地支持，艺术家们也需要走出国门，以证明自己作品的有效性。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中国艺术家，但也凸显了中瑞艺术生态之间的差异，而全球艺术世界依然深受西方视角的影响。从效率到身份也许是推进主题的出发点，可一时之间也难以划清国族和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更遑论这种“身份”似乎早不是一个流行问题。
随着瑞士艺术家们驻留计划的展开，他们每周通电话讨论作品的方案和展示，中国艺术家也对话和提名结束，一时间邮件和微信齐飞，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前文的讨论和思路已经离艺术家的创作本身越来越远。写过的文字散发着惰性诱惑，像拿着一块橡皮泥揉捏到看不出形状。你知道双方都词不达意，可准确的词就在嘴边谁也说不出来。
直到筋疲力尽，决定暂别历史语境，放弃试图总结或批判今天的艺术系统的念头，我们才意识到真实的答案并非藏在书本里，而是存在于那些我们一直试图绕过的的时刻。主题的梳理并不是重点，交流中的工作经验和习惯，梳理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转变即是研究本身。回顾几十次会议印象最深的地方，发现是一种尴尬的感觉——交流时微小的不适。试图总结的惯性，使双方进入彼此的难度本身被忽视了，就像电影拍摄的转场时间，我们只顾着拍摄，忽略了卡顿恰恰意味着某种新事物的发现。
“抛锚歌单”的主题，就是在这样反复回溯筹备过程时慢慢清晰的。它源于我们对当下现实的感知：系统时间、个人时间，以及我们所承载的各种身份，正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汇聚到了那个尴尬的节点。“歌单（Playlist）”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人的私密品味——我们的交流，常常是各自挑选一份“歌单”和片段身份分享给对方并靠近彼此。它包含了习以为常的简历、作品集，以及在不同场景下我们所展现的社会形象——我们从自己无数的“歌单”中选择一个版本来出席，正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1956年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所论述的那样。
这些“歌单”固然能够帮助我们高效地融入社会，但也可能限制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使我们倾向于重复固化的生活模式。重新思考以网络合集、播放清单、笔记和备忘录形式出现的“品味”以及背后指向的“形象”，它们在今天变得多到难以选择，时间被分割成块，以不同的形象度过，从而嵌入整体社会叙事。歌单的选择，往往在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角色。我们都是自己“歌单”的编排者，也是其中的表演者。谈到自己时，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时间块里切换形象，在非创作时间，我们是家教、是作家、是外国人、是厨子、是爱人。在这些切换中，全球化退潮后的跨文化协作的样貌被拼凑成形。
而“抛锚（Breakdown）”，则源自瑞士文学家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56年的同名小说：“具有威胁性的不再是上帝、正义、《第五交响乐》中的命运，而是交通事故，设计失误造成的决堤，由于实验室工作人员心不在焉，原子增殖反应堆设置错误而导致的原子弹工厂爆炸。我们的道路通向的就是这样一个四处抛锚的世界。”在这个追求顺畅运行的世界里，“故障”从未消失，一次思想上的“抛锚”、一次旅行中的“出神”，或许比完美的“高效”更接近真实——就像我们过去几个月的讨论，那些“结巴”的瞬间、词不达意的沉默，反而让某种被表象掩盖的真实得以解放。
抛锚的瞬间，有时是人和人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英语是所有人的第二语言，时常需要母语者交流后再转译给第三方。这些过程使每句话的时间拉长，注意力很难集中，丢失了很多细节和语境，更需要反复确认同一个词是不是代表一样的意思，比如艺术家米娜提到的法语“Basbatu”（“passe-partout”）,在英语连着图片10分钟的解释下才确认是斜切装裱用的卡纸，这种思路的区别，形成了“一人讲完，需要其他人复述”的局面，甚至偶尔需要花时间来洗脱自己不礼貌的嫌疑；这种语言上的“故障”，恰恰暴露了知识体系和文化语境的巨大鸿沟，促使我们以更谦逊和开放的态度去理解对方。
有时，抛锚也来自创作中不可预计的意外。瑞士艺术家们对中国在地产业链的期待，使得他们都在琢磨装置、工艺，实际上常常并不能按预期那样实现。在这个过程里，极大的灵活性出现了——他们反复调整的方案、请工作人员沟通，面对不确定，在保持耐心的同时也在叩问作品的必要性，这个“抛锚”的时刻，反而促使艺术家重新思考作品的核心，最终诞生了更具在地性的方案。
将“歌单”与“抛锚”结合，突显了在我们语境中使用“抛锚”时的游戏性和积极一面。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时代背景相关联的艺术通常是将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混合，通过重新组合已有的图像和符号来产生新的话语。符号的意义时常在流动，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各自的日常。在这种时候，抽象的差别被丢到了十万八千里外，在具体交流的勘误中逐渐摸索到了彼此思考方式的区别，进而理解了大家在艺术实践中的思考方式。
最终，这场展览从文化交流项目的初衷，进展成为我们共同探索和自我建构的旅程。驻留的艺术家作为“陌生人”的视角，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社会系统，并在那些微小的误读和卡顿中反观自身。最真诚的交流，往往诞生于这些“抛锚”的瞬间，当我们放下惯有的知识和经验，彼此依赖，将每周的例会变成一场场“播放列表”的时刻，一种超越工作关系的友谊悄然滋生。这份信赖感让我们能够坦诚面对彼此的局限性，并共同推进展览。一个由两地策展人和艺术家一起工作的国际交流展，理应呈现一种真诚、去中心化且充满反思性的态度和面貌。
克拉拉·沙万、那荣锟
策展人简介
克拉拉·沙万是一位常驻瑞士的策展人兼艺术史学者。她拥有洛桑大学艺术史与数字人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2023年）聚焦于社会学与视觉艺术的交叉领域，对“关系美学”的话语构建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她曾与瑞士的多个美术馆和独立艺术空间合作，其中包括Lokal-int（比尔）、La Rada（洛迦诺）、Tunnel Tunnel（洛桑）、阿彭策尔美术馆和纳沙泰尔艺术中心等。2023年到2025年，她曾担任Plattform的策展人和评审团成员。目前，她在弗里堡Friart美术馆担任艺术统筹，并共同运营位于苏黎世欧瑞康区的独立艺术空间Portland。自2026年起，她将接任日内瓦独立当代艺术空间Forde的联合总监一职。
那荣锟，本硕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现任北京中间美术馆助理策展人。她的研究和实践集中在人们日常交往中被忽视和悬置的碎片上。策划有展览“终身练习”（2025）、“当怪物说话时”（2024）、“虚时而行”（2024）等，个人项目“留恋是一种高度近视”，编校多本展览画册，写作和评论发表于《画刊》《ArtReview》《ARTnews》《澎湃新闻》等刊物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