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悲剧统治的束缚

——我所认识的现状及出路初论

李易

通过对西方文学史的简单浏览，有一个印象就可以特别清楚的显现出来，它抹去了大量的个别作品上不同标签之差异，以整体的力量宣布自己的强大。这个印象就是对于文学史中悲剧统治的印象。这个统治如此强大，以致于让人几乎找不到不受它挟制的文学作品，除去个别的边缘成分以外。而且越是文学繁荣的时代这种印象也就越是强烈，这使得文学的繁荣几乎仅仅成了悲剧的繁荣的代名词。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文学的各个流派，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就是：只有悲剧作品才可能被认为是优秀的、伟大的、深刻的、好的；只有悲剧作品才可能被认为有权利在神圣的文学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只有悲剧作品的作者才可能被认为是有良知的作者；只有悲剧作者才可能被冠以伟大作者的称呼，流芳百世。而一个喜剧作者，往往反而更加“悲剧” 一些，如果在他的作品中见不到所谓的悲剧精神、悲剧意味，他就决不会被人称为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者，也不会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作者，也不会被人们接纳到文学的殿堂里去，也不会摆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作品也就只能是低级趣味，只能是无聊人的无聊玩物而已。喜剧作者必须依靠悲剧的内核才能获得成功，并且也只是在偏僻的一个角落里蹲着而已，从这一点来看，喜剧是不是真得很“悲剧”？这样一种印象，关于悲剧统治的印象，我相信，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看到了，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悲剧高于喜剧的观点大约是早已深入人心。人们认为给人快乐只是一种媚俗，给人痛苦才是揭示了人生的真谛，才是真诚的，才是崇高的，才是伟大的。由此出发人们乐于接受悲剧的统治。固然悲剧有很多显见的优点，我在后面将会提到，但是我在这里想要更加认真的阐释的是这样一个观点：悲剧统治并不像人们曾经想象的那样具有合理性，它给予我们的远比从我们这里夺走的要多得多。对于悲剧的过分偏爱，导致我们忘记了思想的本来意义是要给人更加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痛苦的思想本身。尤其是对于现状来说，悲剧的统治更加不适合，相对于悲剧精神来说，喜剧精神或许是我们现在所更加需要的。
在陈述观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悲剧和喜剧是如何产生的，弄清楚它们是为着什么原因产生的。尼采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协调统一而产生的，简单一点来说也就相当于悲剧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的产物，也就是说人们为着协调统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而创造了悲剧。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悲剧中清楚地体会到这两种精神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非理性，两者是相互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可以感受到悲剧对于协调统一二者的作用，我们在这两者有弹性的关系中得到一种美妙的体验。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喜剧中看到这两种精神的协调统一。进一步甚至可以说整个文学本身都受到日神精神的眷顾，毕竟日神是文艺神，但是离开了酒神的文学绝对成不了优秀的文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喜剧和悲剧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他们都是两种精神合作的产物，是同胞兄弟。只是悲剧多一点儿日神精神而喜剧多一点儿酒神精神罢了，就好比两兄弟一个更像父亲而另一个更像母亲一样。也许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的差别可以从别的方面来看。首先，悲剧和喜剧两者的根基不同。悲剧精神是基于一种不满足的求满足，而喜剧精神则是基于一种满足的求之不满足。也就是说，悲剧精神是处于无时无刻的不满足状态下的一种对于满足的追求；而喜剧精神是处于随时随地的满足状态下的一种追求的不满足。两者的差别如此巨大，不可能不被界限分明的区别开来。为了更好的理解这样一段陈述，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假设一对夫妻刚刚得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而其中一位是具有纯粹悲剧精神的，比如丈夫，而他的妻子则是具有纯粹喜剧精神的。他们会有什么行为呢？假设夫妇俩人都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丈夫会在这篇文章里把对这套房子的所有不满足都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认为这里实在是无法再住人了，但他仍然住在里面，因为他无处可去，然后要求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尽管也许他并不知道要这样一套房子具体来做什么。而妻子则会在文章里首先述说现有的这套房子的尽可能多的优点和令人喜爱的地方，让所有的人都对这房子产生喜爱的情绪，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真是一种享受，然后她才去要求一间健身房、一间书房、一间客房，诸如此类。她对于每一个新增的房间的好处和用处都能够说得清清楚楚，让人不禁憧憬起那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的差别所在。当我们看丈夫的文章时，我们除了随着他一起不满足以外，并不对现实生活起一点美好的印象，因为这房子如此差劲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谈论，我们得到一种发泄的满足，仅此而已，却忘记了自己首要的目的是要享受生活；而读妻子的文章时，我们不禁觉得舒服，感到快乐，而且能够看到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不仅有美好的现实生活，我们还将有可期望的更加美好的将来生活。我们没有得到发泄的满足，却得到了快乐的满足。
实际说来，传统的中国人是倾向于喜剧精神的，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看待他的不思进取的一面，就会忘掉这种精神的优点。也就是说不思进取并不是这种精神的精髓，甚至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糟粕所在，所以中国人的乐天精神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糟糕，他具有缺点也具有优点。如果我们想到人生并不是只是追求效率的一段过程的话，那么喜剧的人生态度实在也是不错的。这种精神的建立基础正在于对于克服自身的不彻底性的大胆承认，以及在这种承认基础之上的一种生活。
人作为一种并非无所不能的存在，不满足是总要存在的，这根本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天生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满足，我们的满足无论如何都只是暂时的、部分的。悲剧精神却为着自己的情绪发泄或者别的什么错误认识而不停的在我们面前喋喋不休，滋养我们的感伤，这根本无助于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幸福。这种不满足的绝对存在，正如物理世界中运动的绝对存在一样，说得再多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满足的不停顿的表达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个人幸福绝望的不负责任的转嫁，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喧哗来掩饰内心的孤独和恐惧，通过社会的分有这种情绪来达到削弱和消灭这种情绪的目的，正像我们通过大海来处理污染物一样。可以设想，当悲剧仅仅只是偶然出现的时候，人们有力量来消化它，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有益的向上的动力。但是当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中的时候，它实际上被日益强化和过分夸大了，作者和社会都没有在这种行为里获得幸福。悲剧的不可征服被大众的舆论确证了，反过来又强化了个人的这种情绪，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悲剧作者。这与悲剧作者的原意是背道而驰的。社会在消化悲剧的消极作用的时候倒是把自己也沉沦了。这恐怕是悲剧作者想象不到的。如果悲剧作者把自己的创作意愿和自己的作品实际所起的效果做一个清醒而认真的比较的话，他自己也会大吃一惊的。
关于满足和不满足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满足和不满足到底是质上的差别还是量上的差别呢？有人认为通过不满足的日益消除就可以达到满足，有人则认为通过消除不满足来达到满足是无法实现的。满足和不满足是不沟通的。我们可以设想量变会引起质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不是量，而是质的因素的积累，也就是说，能够引起质变的因素存在于量中的时候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否则量变永远不会引起质变。异质不能相互沟通。满足和不满足也是这样不能沟通的。要么你是满足的，要么你是不满足的。但是人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其中既有满足的质也有不满足的质，所以人既可以是满足的也可以是不满足的。悲剧滋养不满足，喜剧滋养满足。日积月累，不满足或者满足就占到了绝对的优势，相对者就被忽略了。
悲剧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追求得到一劳永逸的幸福，在没有达到这种幸福之前，你只能不幸福；喜剧则通过从一个幸福走向另一个幸福的方式，给予人生永恒的追求。悲剧让人永远达不到满足，永远在不满足的困境中挣扎，作为酬劳，它许你一个可能的最大的幸福；喜剧却使人暂时的却又是永远的达到了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并不是止步不前的满足，正像那位可爱的妻子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阐释），但这种满足又是可以常常被取代的。单从这一点来看悲剧就不是必然高于喜剧的。悲剧只是让人体验不满足，喜剧却同时让人感受满足和不满足。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悲剧的统治却仍然成为现实呢？如果说适者生存的话，这难道不是悲剧具有优越性的最好证明吗？实际上，我认为悲剧是具有很多优势的，我把它总结为这样三点：1、表达上的多样性。悲剧起于不满足，不满足的无限的可能性赋予悲剧无限的表达形式，而这种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使悲剧在引起人们共鸣上也同样的丰富多样。喜剧基于满足，虽然参照系可以同样丰富，但是每个人的参照系并不都是可兼容的，处于某一个参照系的人认为是满足的，对于别的参照系中的人来说却不一定是满足的，所以喜剧读者与作者的共鸣点并不丰富。悲剧在表达方面的优势，使悲剧的情绪更加易于传达。2、麻痹性。由于悲剧的情绪容易引起共鸣，读者在阅读中往往就会沉溺于其中，暂时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并不那么令人陶醉的一切，这种体验给人一种***一样的舒服感觉，使人愿意继续流连在这种环境中。这种传统越久越深，终于使人无力自拔。而喜剧虽然也有一种使人高兴的成分在里面，也可以愉悦人，但是它不是丰富多样的，而且由于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共鸣，也并不那么可以容易长久的吸引住人，从而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3、良好的交流性。作者的写作是一种要求交流的文字表达，读者的阅读是一种要求交流的精神表达。两者都有一种强烈的交流欲望，尽管在交流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误解。悲剧在交流的方式上是一种以非理性引发理性的方式。而喜剧在交流方面确实先天不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当我们有一种很高兴的体会的时候，很想与人分享，我们会欢呼雀跃、不可控制的兴奋、胡言乱语、情绪激动等等，但是能够理解的人却很少，所谓知音难求。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这种状况时，虽然可以根据自身经验知道对方正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中，但却不能真实体会。这大概和喜剧的处境有点儿相似。当人们满足的时候，只是觉得满足，产生了激动的情绪，却并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也没有什么要交流的，或者说想要表达和交流的都只是个人的一种情绪，没有相同生活体验的其它人很难理解的。这使得喜剧短于交流。以上这三点优势使得悲剧牢牢的占据着统治者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各种压力之下随着潮流不停的挣扎，渐渐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目的的缺失使得人们把“求”本身当成了“所求”，于是间接的导致了悲剧精神的泛滥。这种泛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对于自己美好未来的努力，很难想象一个看不到自己美好未来的人会努力向往美好未来。这种努力至多是一种无事可做的精力发泄，借以排解难以名状的生存压力。特别是在城市中，这个号称文化集中地的所在，各种不满足的情绪弥漫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事实上导致了多数的罪恶的发生。对物质的永不满足的追求，一方面并没有使当事人获得真正想要的幸福，因为他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别人的更加迫切的对于物质满足的要求，这仅仅使得双方获得了一种由于紧张造成的虚假的充实，被不属于我的东西推动着去生活，人人都在忙碌，人人都很无奈。这样一种竞争使人们丧失了反省的力量。可以说，在物质方面的悲剧精神正是造成人离开自己的生活的罪魁祸首。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中，经济抢夺成为一个人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于是，经济犯罪以及衍生犯罪就泛滥开了。在精神世界中悲剧精神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不可否认，在悲剧精神的始创时代，这样一种对于人生的认识起到了激励人、促人清醒的作用，但是在长久的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时，悲剧精神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力量，不再是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变成了一种十分消极的责任的避难所。当大批思想者沉溺在对未来的彻底的无望和对现实的无限的不满足的时候，还能寄希望人类有什么思想的发展吗？人们在彻底绝望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就是现在大多数搞学术的人正在做的事情。表现在学术生活中，伴随着学术工业的快速发展，学术变成了纯粹的炫耀性的技术，当研究者不懈的钻研某个作者生活中最细枝末节的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从事写作的人也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却甘心把自己降到一种如此无用和卑下的地位，借以树立一个可以崇拜的对象。这是另一种造神运动。研究的目的实际上已经早早的丧失掉了，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的学术研究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也许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蛰伏期。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由于悲剧统治的束缚，我们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而且正在失去更多的东西。我们本应幸福的生活都在不停息的抱怨声中不停息的消失了。由于普遍性的不满足意即对未来美好的不向往，可以说，一切我们现在生活中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根源。摆脱悲剧精神代之以喜剧精神，是我们的更有前途的生活上的一个亟待踢开的障碍。
如果悲剧只是关系到个人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个人自由，但是悲剧统治的强迫性使得人们失去了选择的余地。在今天要摆脱这种统治已久的悲剧精神的束缚，需要很大的毅力。但是这种摆脱终归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一旦人们开始正视自己的生活的，享受到乐观的快乐，他们就不会都那么着迷于悲剧精神的感伤了。因此，对于喜剧精神所能得到的幸福的宣传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无目的的让人感伤是一种罪过，有目的的让人感伤也是不道德的。我们在生活中将基于满足的喜剧精神的快乐传达给别人，可以削弱人对于悲剧的依赖。我们在生活里抱着喜剧精神来生活，一方面自己获得了满足的快乐，另一方面也使别人感受到我们快乐的情绪，从而产生羡慕进而要求和我们分享这种快乐的需要。同时，针对悲剧精神对喜剧精神的主要批判点，喜剧精神是一种缺乏进取积极性的保守态度，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喜剧精神的满足不是一种最终状态的满足，它是一个出发点，它的归宿在于使人生快乐。因此，喜剧精神有力量去进行不满足的探索，它是真正的积极的进取精神，那些保守的东西并不属于喜剧精神，而是一种不彻底的悲剧精神，是在不能得到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随着人们对于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的本质的认识的深化，对于满足和不满足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不满足并不等同于追求，满足也不等同于保守、放弃追求，倒是长久的不满足会腐蚀掉追求的力量。
在不断的对抗悲剧统治的束缚的同时，我们更加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不是我们的目的。人类的存在的目的不可能是外在的。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的生活没有实实在在的理由，我们也必须从内在中找出一个来，而不是从外在中寻找。造神运动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外在的事物人们早晚有一天会认识到它的不可信赖性，甚至在信仰它的时候人们心里也是有怀疑的。悲剧精神通过对外在不满足的征服达到内在的满足；喜剧精神以内在满足为基点去征服无限的不满足。前者依靠外在征服内在，后者依靠内在征服外在，对人来说，孰优孰劣不是很明显吗？我们通过对悲剧统治的分析、抛弃，正是要找出一条更光明的大路来走，使人更好的生活。出路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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